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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  

2009-11-04 16:47: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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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   王铭铭

 

 

人类学界的“牛人”,多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别人的论述的评论上,在承前启后中,别开生面。

研究一门学科,要先把握它的精神面貌,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也是阅读与评论。然而,这并非是说,我们要拘泥于泛论,也并非是说,个别原典,不能呈现学科的一般精神;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一种相对简单的做法,像从事民族志研究那样,从个别看整体(特别是当个体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情况下)。

人类学中能使我们透过个别看整体的著作有哪些?

经典的民族志之作,确还是值得推崇的。这些作品不宣扬泛论,而以平实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那些“遥远的地方”人文世界的丰富内涵,让带有自身文化观念的作者,与“遥远的地方”之间换位,在“遥远的地方”的叙事中融入作者的种种设想,使作者的观念,在“遥远的地方”得到表达。可是,民族志的意义,并非那么容易把握。它们的作者,经常为了叙述的“科学性”,而牺牲作者身份与思想的呈现使人无法理解那些被民族志堆砌的事实到底要说明什么。

于我看,相对于大量存在的民族志之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1]是部更有趣的文本。在众多的西方人类学作品中,这是一部能引导我们深入学科门户的精品之作。

初版于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概述了列维-斯特劳斯1935年至1939年间利用假期,在巴西内陆进行的旅行。历历在目的旅行,让列维-斯特劳斯联想起许多事,将旅程与人生穿插,他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一个角度看,《忧郁的热带》,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拒绝像民族志那样堆砌事实,它行云流水,堪称文学精华(在西方一些精品文学书目,这本书,一直名列前茅)。从另一个角度看,《忧郁的热带》是一部人类学经典之作,它拒绝像民族志那样,掩盖作者的身份与思想,借不同地点的经验,讲述了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怎样成为人类学家,成为人类学家后,在漂泊的流动中,又如何形成独到见解。《忧郁的热带》以特别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深刻思想与丰富内容;它基于作者在世界各地的体验,基于不同文化对于超验精神的种种思索,反衬出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怎样使人焦虑。《忧郁的热带》使我们有可能站在一个遥远的地点,采取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反观现代人自己的生活。如桑塔格所说,“《忧郁的热带》之伟大,并不仅在于这种目光敏锐的报道,而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2]

我之所以提到《忧郁的热带》,还有其他原因;其中,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它那优美的思想姿态。尤其是在触及到人类学与佛教观念之间的相近与相异这一问题时,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姿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列维-斯特劳斯想借佛教表明的大体是:人类学这个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更“和平”,更接近佛教那种在人之外(自然)思考人自身的方式。

在以下一段话中,列维-斯特劳斯说到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的“先进性”:

 

人类为了免受死者的迫害,免受死后世界的恶意侵袭,免受巫术带来的焦虑,创发了三大宗教。大致是每隔五百年左右,人类依次发展了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令人惊异的一项事实是,每个不同阶段发展出来的宗教,不但不算是比以前一阶段更往前进步,反而应该看做是往后倒退。佛教里面并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全部佛教教义可归纳为是对生命的一项严格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严格程度人类再也无法达到,释迦将一切生物与事物都视为不具任何意义:佛教是一种取消整个宇宙的学问,它同时也取消自己作为一种宗教的身份。基督教再次受恐惧所威胁,重建起死后世界,包括其中所含的希望、威胁还有最后的审判。伊斯兰教做的,只不过是把生前世界与死后世界结合起来:现世的与精神的合而为一。社会秩序取得了超自然的尊严地位,政治变成神学。[3]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顿入空门,而是徘徊于人类学与人类学的远方之间,面对现代思想的困境:人类学似乎只有放弃知性,才能追随佛教式的自然主义,才能造就一门真正具有“和平”精神的学科(这里的“和平”,与近代西方文明导致的世界性动荡相对);与此同时,放弃知性,必定等同于放弃人类自身存在和活动的基础——语言与思想,等同于放弃人类赖于相互依存的人文秩序。

对于佛教哲学指出的知识之毁灭性,列维-斯特劳斯深有同感,他说:

 

每一项志在了解的举动都毁掉那被了解对象本身,而对另一项性质不同的物件有利;而这第二种物件又要我们再努力去了解它,将之毁掉,对另外一种物件有利,这种过程反反复复永不止息……[4]

 

可佛教的“非智论”,是否能够驱除智慧的摩影?失望的列维-斯特劳斯说:

 

这个非智(non-knowledge)的伟大宗教并非建基于我们没有了解能力上面。这个伟大宗教本身即是我们有能力了解的明证,并提升我们,使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真理,这些真理存在的方式是实存(being)与知识(knowledge)互不相容的方式。

 

因而,他认为:

 

佛教的道德观在历史上所提出的解决方式,使我们要面对两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选择:任何人如果觉得个人救赎必须建基于全人类的救赎的话,便会把自己封闭于修道院里面;任何对此问题提出否定答案(即认为个人救赎不必和全人类均得到救赎有关)的人则在唯我主义的美德中得到廉价的满足自得。[5]

 

“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类学家一样,已深深被影响到全人类的一项矛盾所困扰,这项矛盾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6]困惑之中,迂回的列维-斯特劳斯没有进行“思想革命”,而是如同众多西方哲人,回归于欧洲传统的语言哲学,期待从中找到贯通自然“纹样”与人类文化的“逻辑”。出于善意,他终于还是将语言的结构视作自然与文化的共同基础,继承了近代西方话语传统——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比近代西方文化更重视言辞的力量;如福柯所说,在欧洲,人的观念可以说是在16世纪以来的知识突变中兴起的,这个观念如此依赖于近代知识中物的分类学提供的秩序观,以至于可以说是“近期的发明”。[7]

被文学家誉为“英雄”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企图抵达的境界,可能是回归于“物我贯通”的“古式社会”。然而,他的贯通方式,兴许是人文科学的一种倒退——因为他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唤醒了近代西方语言-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

为什么如此超凡脱俗的人类学家在触及到世界观问题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们不能以宗教信念,来衡量人类学家的得失。因而,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者式徘徊,我们应充分理解,以至肯定。然而,有必要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同时显露出来的锋芒与退避,背后隐藏的乃是西方人类学的力量与局限本身。沉浸于西方思想传统中,人类学大师们无法摆脱近代自然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笼罩。在他们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和“古式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往往被解释为人对天的解释,而人对天的解释,又被归结为人对万物的分类。人类学大师们都能意识到,是发达的“现代”分类(符号),使我们人区分于自然,并凌驾于自然与人的“合一”之上;他们也能直面世界的这一历史命运。

我之所以推崇《忧郁的热带》,正是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人类学之门,洞悉它的启发与困惑,提供了一把带密码的钥匙。



[1]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1955]。

[2] 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83页。

[3]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535页。

[4]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540页。

[5] 上揭书,541页。

[6] 上揭书,542页。

[7]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本文原载于作者《经验与心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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