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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日志

 
 

选择一种“人的概念”  

2008-08-01 22:09:53|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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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应赵汀阳君之约到一家茶馆闲聊“哲学怎么办”问题的时候,怀着的是“非哲学人”一般怀着的心情。作为一位哲学家,汀阳认为哲学界应当有希腊罗马时代的雄心,应当创造一种“综合性文本”,使各种知识能在专业化之后的现时代再度被列入哲学思考的行列,而对于哲学的新功能,他的一个不怎么确定的想法是使自身成为接近于实验艺术的东西。接着汀阳的话,也是哲学家的陈嘉映君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策”言:他虽能同意汀阳之前两点看法,却一直对于哲学的实验艺术之前景不抱乐观态度。他说,其实,哲学应当是一种“概念的科学”,即哲学家的本来使命在于比其他人更擅长提出精辟的概括,擅长于使概括升华为概念,使概念更符合于知识的真相,等等。

 

 我不是哲学家,当然也就不敢放肆地从一门研究“具体事项的”的科学(社会人类学)跳跃上哲学的高阶。然而,汀阳与嘉映闲聊中表露出来的观点及差异,却让我感到十分有意味。这里用“意味”两字,不是指这一哲学讨论所能吸引的公众兴趣,反而应当说,它指的恰恰是这一闲聊中的争辩使我们又一次进入了令人觉得无聊的思考。不论在哪个学科,我们都花了大量的精力在讨论一个“无聊的问题”:“我们该从事艺术式的叙事还是该保持自身的科学清醒意识?”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奠基者们即怀着一种追求科学的希望,企图从作为一切又非一切的哲学中解放出来。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者认为,对于他们的研究而言,哲学确有它的启发,但哲学以思考方式来取代观察方式,故而犯了一个主观臆断的“科学失误”,真正的社会科学(如果这种所谓“科学”存在的话),就必须从主观臆断的监牢中逃脱出来,走向社会存在的真实性。社会学年鉴派创始者涂尔干于是指责著名哲学家孔德,说他拥有的只有概念,对于社会科学该从事的研究、该观察的对象一无所知;社会科学只有摆脱他的阴魂,才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关于社会的科学(见《社会学研究的规则》)。

 当然,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显然不再是“社会科学”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七十年代以来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时代”),更多的社会科学学者正在试图瓦解人们对于科学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信仰。曾几何时,大量的经典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就要求我们从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中逃脱出来,进入一个把观察放在第一位、把思考放在第二位的学术空间中,而现在试图对社会科学灌输“人文价值”的“后实证主义者”却依然用“去启蒙”的情怀说。艺术与文化批评,于是成了取代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手段。二十年代初期,在人类学中,一批以“文化科学家”的面目出现的马林诺夫斯基们对十九世纪的进步论提出了“去启蒙”的批判,到了七十年代以后,这些“文化科学家”却成为解释学派和后现代主义派批判的对象。


  其实,汀阳和嘉映两君关于哲学使命的不同论点,可以说是在这个知识的“大转型”中展开的。我不能否认论辩的原创意义,不过它本身却使我想起了人类学界两位著名论者的争论。我们知道,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科学的解释并不像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存在于由复杂到简单的简化过程之中;相反,他说,科学的解释存在于用较易于理解的错综复杂的事物来取代较不易于理解的错综复杂的事物。解释人类学的惟一解释者格尔兹在“文化概念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见《文化的解释》,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这篇文章中,叙述了作为科学的学术和作为艺术的学术之与启蒙主义的人的概念的勾连性。格尔兹说,就人的研究而言,解释常常在于用复杂图景代替简单图景,同时力图保持简单图景所具有的清晰的说服力。他进一步说,清晰典雅虽仍是一个普遍的科学理想,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创造性进步却常常是在与这个理想背道而驰中出现的。


  格尔兹以来,在人类学这门社会科学学科中,人们从事文化的研究时,带着的确实并非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化约论”,而是遵循了一个特定的准则,他们以一种新的文化概念推翻了启蒙运动中占主流的人性观点,代之以一个“不仅更复杂而且极其模糊的观点”(格尔兹语)。试图阐明人性观点的“去启蒙”特征,并重新建构一个易于理解的有关人性的表述,从此就成为人类学对文化进行“科学思考”的基础。启蒙运动时代的观点认为,人完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统属于普遍的结构一致性。新一代的人类学者则认为,从民族志的事例中,人类学试图寻求另一种更切实可行的人的概念,它考虑到文化以及文化的多样性。而据格尔兹,“十八世纪的人类形象,是脱去文化外衣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赤裸裸的智者;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学用穿上文化外衣出现的变形动物的形象代替了前一种人类形象。”进一步地,这位解释人类学者说:


  无论启蒙运动和古典人类学之间表现出何种差异,它们对人性定义所采用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基本上都是类型学的。他们努力将人的形象构筑成一个模式、一个原始型,一个柏拉图的观念或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对这些而言,实际上的人———你、我、丘吉尔、希特勒和婆罗洲的猎头———都不过是它们的镜象、畸象或类象。对于启蒙运动的情况来说,这种基础类型的要素,是通过剥去实际人的文化装饰再看剩下的是什么来揭示的———自然人。对古典人类学而言,这类要素则是通过从文化中分解出共性然后看会出现什么来揭示的———同感人。无论哪一种情况,其结果都是:个体间的差别和个体组成的群体间的差别退居次要地位。个性开始被看做是相对于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惟一合理研究对象(基础的、不变的和常规的类型)的古怪、独特和偶然变态的东西。这种方法,无论它得到多么系统详尽的阐述和机智的辩护,都淹没了活生生的细节,使之成为僵死的模式: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引自中文版,黑体为笔者所加)


  解释人类学本身,可以被视为是对被启蒙和古典进步论的人类学所牺牲了的“小写的人”的恢复。它试图较为艺术地将“小写的人”描绘成人的本性的核心群体,根据其从个别现象得出一般性命题的能力,来判断一种人的属性。它要求我们直面人性,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细节、抛弃误导的标签、形而上学的类型和空洞的相似性(即现代科学主义的核心内容),来把握各种文化以及每个文化中不同种类的人,使学科通向对特殊性、条件性和具体性的关注———“人类学家俯视着碎屑、石头和普通植物,也在沉思着那真实无华的东西,从中短暂地、局促不安地瞥见(或他自以为瞥见)自己那烦恼多变的形象。”(格尔兹语)


  以上述的人类学论辩为例来思考哲学的“使命争论”,我看到,后者虽然有它的独特意义,但是这一意义恐怕必须在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中获得认识,因为不只是哲学在面临人性认识过程中的使命问题,也不只是哲学在面对注重表述和注重科学逻辑学的“两条道路斗争”。然而,从艺术和科学的“两条道路”来理解哲学的“使命争论”,显然是不充分的方式。倘若我们将眼界放大到包含汀阳君试图以“综合文本”来包含的社会科学,则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类“科学”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之最后的呈现,其实还与知识的自主性问题相关联。华勒斯坦等社会科学反思者告诉我们,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科学诸学科之所以企图从启蒙主义的大哲学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学者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依附关系之出现。民族—国家的生成、建设和成熟,要求有更多为政府的治理和社会的秩序化所需要的经验性社会知识,启蒙哲学在完成了思想解放以后也为正在呈现的民族—国家创造了秩序混乱的问题,为了使知识再度服务于秩序(而非启蒙),时代要求将知识还原为科学,使之更易于为人所把握(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于是,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口号成为“去启蒙”的“再启蒙”的核心。在我看来,整个二十世纪后期的“反思”所针对的,就是这种社会科学的民族—国家化“再启蒙”。汀阳君说要把哲学回归于一种宏大的“综合文本”,这有点像华勒斯坦等人要把社会科学的学科“去学科化”一样,其实是要我们从学科化的制度化中解放出来,而这一解放,又必须要考虑到民族—国家对于学科化的影响,考虑到二十世纪启蒙观念在中国思想界的话语支配性。这一点无非隐含着另外一种可能的论辩:当嘉映说,哲学应当是“概念的科学”的时候,他是否是在推崇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人类学?结构人类学本来就宣称自身是一种“文化语法的科学”,它的提倡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不同文化的表层之下,找到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和价值,找到普遍性解释的依据。倘若这一追求能被我们与科学主义的观点相联系,那么,对于科学主义的反思看来也能指出,科学主义不能解决哲学学科化的困境,因为正是科学主义为学科化提供了精神、物质和制度支持(甚至借口和政治依附性)。对于科学主义的反思,当然不是要求哲学家去接受新儒学的本土主义文化论,因为后者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华勒斯坦反思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化时没有注意到的非西方民族主义问题。那么,我们的道路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所谓“一九九八年话题”中得到表述。自由主义和被标定为“新左派”的另一种“主义”之间的论争,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也没有那么真实),但它看来也交织在知识的使命问题上:“科学”的社会新秩序启蒙和“艺术”的社会问题的文化批评,正是我们今日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自然是有的。不过,我们面对的实质性问题,可能却是没有选择意志的“第三条道路”说不清楚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实质是学术的价值选择:我们到底是否能够从局内人的角度看到局内人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不认为华勒斯坦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指责完全成立,但他对于社会科学与民族—国家及世界体系的勾联的论述,却十分能够解释中国学界今日的困境。当社会科学的起源地———西方突然回过头来反省自身学术文化的权利依赖性时,本时代的中国学术(尤其是“制度内学术”)依然沉浸于这种依附关系的建构过程之中,而在此一过程中,曾经在西方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扮演合法性赋予作用的科学主义知识论,在其力量上正在处于不断攀升的地位中。用格尔兹的话说,“大写的人”依然在牺牲着“小写的人”,而科学主义化的哲学也依然在牺牲着我们对于日常的人的生活的关怀。哲学家和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有“第三条道路”,我们或者必须选择“大写的人”,或者必须选择“小写的人”,而倘若“综合文本”要有什么意义,那么,它就必须有勇气呈现这种人的概念矛盾的真实性及我们的选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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