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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文化”  

2008-08-01 23:28:51|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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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法国、德国人类学之间的差异,都经历过费边说的“时间的世俗化”和“时间的自然化”。对于这些不同的国家来说,时间观念的这两个阶段的转变有共同的一面,他们都意味着欧洲知识界的世界观逐步从宗教的束缚中走出来,接着进人哲学人类学启蒙的境界,从哲学人类学启蒙的境界再进人科学的境界。然而,在同一个思想史的转变过程中,三国的人类学却发展出了自身的“国别特征”。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学派和个人观点的差异广泛存在。但是,这些学派和个人观点的差异,没有冲淡“国别特征”。就英国人类学来说,到19世纪中叶,学术叙事的结构已经被限定在一个时间序列的典范框架内。当时的英国人类学家,大多试图在他者与欧洲文化的“自我”之间寻找一条与“自然史”的时间性相一致的线索。但20世纪前期,这一线索遭到了来自人类学内部的冲击,逐步退让于他者与“自我”的空间分裂。功能论对进化论的拒绝,促使英国人类学更加注重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共享的基本个人与社会需要。对于法国人类学人来说,他者与文化的“自我”之间的时问差,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而人类学家企图寻找的,是两种生活时间形态之间的结构一致性与互补性。德国人类学则长期陷入文化差异的历史地理学论述,从地理科学的角度实践着“时间的自然化”。

 20世纪前期,西欧人类学的主要三国,围绕着西欧近代史时间观念的旋律,像交响曲似的演奏着一种特殊的复调。就现代人类学派而言,英国人类学部分地接受了奥地利的“文化”概念和法国的比较社会学,却一贯表现出对文化和社会的“功能”关系的关注;法国人类学部分接受了德国的“共同体”观念,却一贯表现出对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社会”的关注;德国人类学部分地受其他地区民俗学的超国家“文化圈”观念的影响,却一贯表现出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史”的一致性的关注。到20世纪后半期,三国之间的人类学交流越来越多了,即使是这样还存在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家对相互之间基于“国别特征”而展开的辩论。在论辩中,英国人类学家更通常表现出对“功能”的兴趣,法国人类学人家更通常表现出对“社会”的兴趣,而德国人类学家更通常表现出对“历史”的兴趣。


  “时间的世俗化”和“时间的自然化”,为英国。法国、德国一样带来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然而,理性却在这三个国家中得到了不同的阐述。在英国,启蒙的理性集中表述着制度与个人的“实利关系”;在法国,启蒙的理性是一种“社会理性”,它集中论述人与人之间构成“社会”所需要的“超越性”;在德国,启蒙的理性,更多地关怀超越具体的人的“历史”的心路历程。或许是这些差异解释了西欧现代人类学学科理念的基本构成。可是,若说西欧三国的人类学完全是在启蒙的省悟中延伸出来的,便可能抹杀了西欧人经历的近代文明的进程所产生的潜移默化效果。尽管西欧的近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过程,但在不同的国家近代化的过程中,潜在地受到人未意识到的因素的影响,从而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英国和法国两国的中产阶级获得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能效法贵族社会的“高级生活方式”,并将之推向社会;德国的中产阶级在近代史的转变中,地位相对较低,因而,相对更倾向于向“大众文化”求取支持,从而时常反对贵族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文化区分,根据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的研究,西欧早期近代化的这种国别差异,导致西欧长期以来存在着“文明”与“文化”这两种观念的矛盾。在我看来,西欧三国人类学之间的差异,与埃利亚斯阐述的“文明”与“文化”的观念差异有着至为深刻的历史关系。


  埃利亚斯敏锐地观察到:


  通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是很不同的。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尽管这两种自我意识有着很大的差别,大家却都完全地。理所当然地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了观察和评价人类世界这一整体的一种方式。德国人也许可以试着向法国人和英国人解释他们所谓的“文化”,但是他们无法表述那种特殊的民族传统和经验,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所包含的不言而喻的感情色彩。(埃利亚斯,1998[1976]:65)


  “文明”与“文化”这两种观念形态之间的区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埃利亚斯指出,它们之间大致而言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在英法两国,文明表现出西方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的作用的一种骄傲之感,而在德国,文明仅仅意味着一种表面现象,表现民族自尊感的是“文化”;其次,在英法两国,“文明”被认为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中、可以用来形容政治。经济、宗教、技术、道德的词,而在德国,文化则主要指与这些事实之外的、由人创造的特殊价值与特性;其二,对英法来说,“文明”指过程,而在德国,“文化”指倾向。总的来看,“文明”指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程度减少的过程,而“文化”则指这种差异的增大。因而,对于采用“文明”概念的英法两国来说,文化差异的界限早已确立,“文明”是消除这些界限的方法,而对于采用“文化”概念的德国来说,创建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正是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本身要达到的目的(同上:61-63)。


  埃利亚斯简略提到,“文明”与“文化”概念在西欧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注意到,正是“文化”这个概念让德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同上:65)。可是,对“文明”和“文化”观念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并非是这位历史社会学家自认的使命,他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欧洲近代化进程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认为埃利亚斯的这项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西欧人类学史的进程毫不相干。埃利亚斯自己说,“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既表达着特定民族的特定自我意识,又表达着特定民族对于世界的特定看法。那么,我们可以问:长期习惯于用“文明”来看自己和看别人的英国民族和法国民族在构建自己的人类学时会有什么表现?这些表现与习惯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德国民族之间,又有什么不同?


  将英国、法国人类学人与德国(德语)人类学来比较,我们看到,前者倾向于强调对不同的文化进行的普遍论解释,而后者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英法的人类学均属普遍主义的人类学,而德国人类学则属于是强调文化差异的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在展开普遍主义的解释时,英国和法国的人类学家各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例如,英国人类学更倾向于从时间序列意义上的“文明化”来解释民族文化的差异,或从文化创造的民族特性来解释人或社会存在的基础;法国人类学人则更倾向于从社会存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并存——的基础来解释人的普遍性意义。德国的“文化史”,与这两种做法全然不同,它似乎更强烈地呼唤着文化的地理界限的出台,更发自内心地期盼人类学研究能为一体的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差异,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英国人类学的开端是进化论的人类学,法国人类学人的开端是致力于“自然民族”与“文明民族”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德国人类学的开端是传播论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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