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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下)  

2008-08-02 17:53:07|  分类: 社会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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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地方化的研究

  与力图在社区中联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不同,一些人类学者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看社区。虽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是有国家的社会,但是十分强调国家象征被民间化的可能性。因而,对他们来说,社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展示国家如何渗入地方,而在于体现地方的象征分立过程。类似的说法,在沃德的渔村社会认同研究中早已被包含在内。1981年出版的马丁所著《中国人的仪式与政治》一书,(注22)进一步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不过,该书停留在文献研究上,并没有在具体社区实践这种理论。1992年,王斯福出版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一书,(注23)结合文献和他的社区调查资料对“象征地方化”加以探讨。与一般社区人类学调查报告不同,王著的叙述框架从“大传统”到“小传统”过渡,先阐述“中华帝国”的国家象征体系,然后进入他的田野调查素材,分析国家象征体系如何转变为具有不同意义的民间社区文化。


  社区中的历史与社会- 文化力量


  70 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汉学人类学研究论著,代表汉学人类学方法论的一个转型时代。概括上文的具体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在这一时代,社区方法得以复兴,五六十年代对小型社群研究的“代表性”的疑问得以澄清第二,新兴的社区研究和描述文本,在克服了功能主义时代“分立社群”概念局限性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学术界对社区的认识。这些论著的出版,共同回答了弗里德曼时代的问题,指出社区的分析可以体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性”。同时,它们提醒我们社区研究如要包容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必须走出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ahistorical)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


  这几点与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文本与理论的总体反思是一致的。就文本模式而论,近年一般人类学界对功能主义整体观民族志的批评已经充分地展开。马库思(George Marcus) 和库思曼(Dick Cushman) 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注24)中,概述了对七八十年代对功能主义民族志的9 点批评,其中有3 点适用于汉学人类学:


  (1) 在叙述结构方面,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科学或功能主义,所以往往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种民族志的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 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在他们所写成的民族志中被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没有个人的个性而只有集体的共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 。这种对被研究者的个性的压制,意在使研究显的科学和现实,而实际上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程度


  (3)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汉学人类学的新著基本上避免了功能主义民族志的“全观性”、“民族性”以及“典型性”的局限,强调社会力量的多元特点、汉人文化的变异潜力以及社会现象在本土区位的直接意义。尤其是模式交错的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区调研、象征地方化诸类探讨,均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坐落中,表述社会的权力差异及其文化反映。


  此外,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它们也能够注意到“历史”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是对功能主义民族志的重要补充。80年代初,沃尔夫( Eric Wolf) (注25)和费边(Johannes Fabian)(注26)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功能主义民族志建构了共时性的叙述框架,而这一框架的提出是以历史的忽略为代价的。“没有历史”的结构功能剖析,与进化论一样,导致文化偏见的产生,造成一种“欧洲以外的社会没有历史”的错觉。弗里德曼更早地注意到功能主义的这一缺陷,而在他之后汉学人类学者之所以能够给予中国历史一定程度上的关注,与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不过,这些新的试验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仍然留下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实际上,虽然这些研究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文本形式。具体地说,虽然大部分的作品已对“历史”加以重视,但是其文本模式仍然保留共时性论的多数特点,从而使历时的视角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这方面,《陈村》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但是,它叙述的“历史”实际上只有20 年(1964 -1984),并不具有充分的时间深度。桑格瑞和王斯福的作品,也重视历史,但把历史分别抽象化为“社区背景”和“古代的宇宙观”。此外,虽然大部分作品都已从过去的社区论著中吸取教训,试图包容更复杂、多元的社会力量与象征体系,但是,由于作者过于强调单一的社会联系机制,因此往往把丰富的社群类别、文化类别、社会经济类别归结为一元化的因素。


  克服这两方面缺陷,汉学人类学者不仅需要对传统民族志的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造,而且需要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正如不少汉学人类学者已逐步地意识到的,一种既能够表述历史过程又能够展现(display)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的文本模式,在目前已成为中国社区研究的急需。在理论模式上,肖凤霞的人类学论点和杜赞奇的社会史观察是较为接近历史与权力多元化视角的。但是,从文本模式看,前者仍属以当代社会为主线的叙述方式,而后者则颇有横切的“断代史”的意味,两者均不足以体现汉人社区历史与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过程。一种替代的文本模式,就是社区史(community history)的叙述框架,不过它不应像进化论那样过于强调事物的起源,而应着重表现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如何在大社会中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关系变异、转型以及延生。


  近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的相通性。他说:“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的有可作分析的对象。”(注27)


  费先生指出,建构社区历史时资料十分关键,这一点是社区史叙述模式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叙述和解释框架也十分重要。由于社区史终将面对“变迁”的问题,因此它还需要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社会转变的理论作为“断代”的工具,而为了说有社会转变的特质,不连贯的(discoutinuous)社会变迁理论是必要的参照体系。


  民族- 国家理论的启示


  牵涉到社区在社会中地位的变迁问题,目前最重要的人类学理论著作是尚未被汉学人类学者引用的吉尔耐(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注28)一书。正如该书书名所标明的,此书的出发点不是“社区”,而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社会- 文化现象。不过,吉尔耐认为,民族/ 国家( nations) 的成长与工业化之后社会再生产方式(modes ofsocial reproduction) 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考察民族/国家务必从社会交往和传承如何从社区性转变为全民性(national)的过程入手。在传统社会,人的社会再生产是社区性的面对面式的人际关系训练,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并取代了社区性的社会再生产方式。换言之,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是社区-国家分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 national culture) 的全面渗透。


  吉尔耐对社区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地位变化的论述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汉人社区的研究试图采用社区史的框架,就必须把大社会的变迁对社区地位的影响考虑在内。不过,由于吉尔耐的理论只限于“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变化。忽略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动,因此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力量的多元性发展。而在这一方面,吉登斯(AnthonyGiddens) 的民族- 国家(nation - state) 理论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5 年,吉登斯出版在社会科学界引起广泛反响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注29)对现代社会转型进行独特的论述。该书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阐明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人的理性化(韦伯) 、社会分工的发展(杜尔凯姆)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它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现代社会之所以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信息和行政监视大幅度延伸、暴力手段为国家所龚断、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各部分。


  吉登斯把具体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段: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state) 时代以及现代民族- 国家时代。在传统国家(城邦、封建国家、继嗣帝国、中央化官僚帝国)时代,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并表现在城乡之别,也就是说上层阶级居住在城市,下层阶级居住在乡村。城乡之别不仅体现出阶级差异,而且还表示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在任何形式的传统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控制被限制在城市之内,同时国家象征体系与宗教与一般人民的“民俗”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这便导致监视力的软弱。城乡之别与监视力的不发达证明,传统国家不是“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 ,那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陲”(frontiers) 而没有疆界(borders),也没有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权(大量的军事力量受军阀和民间力量操作)。在行为的规范方面,许多规矩只在贵族阶层有效,对一般人民毫无制约力。


  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在十六、十七世纪出现,其首要的表现是大型帝国逐步蜕变为分立的国家。首先,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然边陲”被确定为“疆界”,随之,“主权”(sovereignty)的观念也出现了,神异性的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神圣性和分立性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定。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暴力的扩张提供条件,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发达并为社会秩序控制提供可借用的体系,海军力量的成长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创造了必备的前提。


  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为后者提供了疆域概念和主权性。不过,现代民族- 国家只是到19世纪初才在欧洲开始出现,其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citizenship) 以及全球化, 而主要的基础是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 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增长。所谓“配置性资源”指的就是物质资源,而“权威性资源”指的是行政力量的源泉。吉登斯认为,这两种资源是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机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进一步地,商品化使法律成为全民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工业的手段、劳动力成为“工作区位”(work- locales)的附属品、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此外,传播媒体、交通、邮电等资源的开发,使国家更容易地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视力。


  正如吉登斯本人所承认的,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史模式只是一种为了理论说明而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式”,在不同民族的实践中可能出现地方性的变异。即便这一模式存在着“建构性”(constructiveness),对中国社会变迁史仍然具有一定说明意义。中国国家是从城邦国家转变为官僚-继嗣帝国,经历明清的绝对主义国家(此时期从具有世界影响的元帝国,转入严格限定边界的明清帝国) ,在本世纪初进入民族-国家的。这一转变同样地经历国家与社会分离(城乡分离) 到国家与社会充分一体化的变迁。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吉登斯并没有对社区与国家力量变迁史加以系统化的联想。但是,他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的考察,也隐含社区作为社会的主要单位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地位变动。可以说,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以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被从地方性的制约“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注30)


  如果我们可以把明清以前称为传统国家、明清称为绝对主义国家、民国以来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地可以说中国社区的历程是以城乡- 阶级分化为开端、经内外权力(绝对主义国家与西方世界体系)交错导致的“主权”和社区“全民化”过程、进入国家对社区监控全权化( totalitarianism) 的。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汉人社区内部社会秩序、行动、互惠以及它们与外在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加以考察,可以建构一部有益于理解大社会及其变动的社区史。这部社区史仍然是试验之中的作品,但是它的大框架可以被视为国家-社会互动史的“折射”。吉登斯从宏观的世界史角度,阐明大社会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汉人社区史则可以反映如下过程:原有的较为自立的社区及其外联区位体系,经历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区位制约,走向“全民”社区行政“细胞化”的历程。


  当然,在重构这一社区历史的过程中,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是值得注意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成长史,最明确地表现出“单线性”(linear)演化的特点。这种单线性演化的全景,诚然值得我们当作变迁模式建构的线索。但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绵延性、历史在现实中的回归性,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历史的绵延性和回归性,给予汉人社区在现代场合中得以延生的空间,其具体表现就是所谓“传统的复兴”、“社区生活的回归”。近年的社会调查发现,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社区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消失或完全被“细胞化”,并且其作用有愈演愈烈之倾向。因此,汉人社区史的叙述框架,尚需包容“倒逆时间”(reversedtime) 的观念,描写“从现代到过去”,“细胞化”以后的社区寻找它们原有的生存根源的“怀旧”(nostalgia)过程。


  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汉人社区研究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在20 至40年代,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一种供人类学者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从事此种研究的学者相信,透过社区,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或至少了解其社会结构的基层在50至60 年代, “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一问题的提出促使汉学人类学者重视社区以外的社会、国家以及历史60年代以后,在前一阶段反思性讨论的提醒之下,社会人类学者回归到社区中展开田野工作,由于这些提醒的存在,他们已经能够较为开放地看待社区,认识到社区中多种文化模式的交错、社区的“缩影性”、社会权力多元化、文化地方化等现象。几十年来社区研究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演进线路,是“社区”作为方法论单位,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进一步导致汉学人类学界避免用功能一体化的观点看社区,也就是避免把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体系,从而促使人类学者在从事社区民族志研究的同时,注视与社区内部权力结构和功能一样重要的大场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在现存诸种新型社区研究试验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区探讨强调在社区中展示地方性的文化-权力网络和超地方性的行政细胞网络的联接点,它一方面具有浓厚的人类学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反映大社会的结构与变动,因此是很有潜力的研究取向。但是,这种试验仍然没有充分吸收宏观社会理论,在解释和叙述框架方面尚有值得加深之处。一个可替代的模式,就是带有强烈“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体。这种文体不仅继承社区法的许多优点,而且可以作为大社会变迁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展示形式,对于社会理论的运用和反思也具有正面作用。当然,在社区史的研究中,除了上文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框架之外,下列4个方面也应引起重视:


  1. 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异


  社区内部结构分为两类,一是人民的空间和社会组织全貌,二是社区权力的分化秩序。社区空间和社会组织的布局,有的是以亲族(kinship) 为轴心,有的是以地域( territoriality)关系为轴心,有的是以行业为轴心,有的是以行政空间为依据。把汉人社区分为都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我们可以发现,都市社区受行业和行政空间的制约较大,而农村社区则以亲族和地域的结合形态为主要形式。社区内部的权力分化,受一定的经济、社会、象征差异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社区上层人物以经济地位、在社区中被尊重的程度、受帝国官僚体制的间接承认程度等为策略,塑造自我的形象,造成一定的社区权力差异。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政府的官僚体制对社区事务渗入程度提高,造成社区内部正式政治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并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权力结构的分化状态。


  2.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区域性变异


  弗里德曼是较早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区域性变异问题的学者,他从汉人宗族村落(lineage villages)分布情况为切入点,考察国家权力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社区组织的变异。他认为,在“边陲地区”,由于政府社会控制力的软弱,民间宗族组织得以发展。这个看法局限在宗族现象,其可应用性很值得怀疑。但是,弗里德曼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探究社区(村落)的试验,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在不同区域中,国家力量与社会的互动所产生的模式应该是与国家、社会力量的消长为变异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变异可能导致社区结构的不同。在分析这些变异时,施坚雅的区系理论值得我们参考。不过,他的模式属于经济区位学的观察,较少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运用过程中,尚待进一步的修正。


  3. 民间模式和“社会缩影”的问题


  目前对以社区生活为主体的“民间模式”有三种探讨,即沃德的“有意识模式”在社区中交错探讨,马德生的“社会缩影”探讨以及王斯福的帝国象征地方化探讨。在社区史的框架之内,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过程,不能避开文化-象征体系和“中华帝国”历史传统的地方性意义。社区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描写法,不过,它不应忽视“大传统”(greattradition)在民间“自上而下”的重新阐释和意义改造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民间信仰与仪式行为与中国政治文化、古典“大传统”、国家崇拜(statecults) 的关系,应引起社区研究者的注意。


  4. 文本模式的多样化


  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社区民族志文本一直以文化制度的分割性排列、整合为主线,强调表现社区的内部一体化和对外封闭性,而且十分排斥作者第一人称的使用、被研究者的“声音”(voices)的表述。社区史的模式不仅应打破“分立群域”的观念,而且还应包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交流及人类学知识形成过程的描写。在文本体例方面,近20年兴起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较能重视以不同的叙述框架展示广泛的社会互动和人类学者的反思,它的一大趋势是在本土文化解释体系与外在于社区的政治经济关系之间,寻找联接点,这与包容国家与社会关系考察的社区史取向是一致的。


  注释:


  (1)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 (66)。


  (2)或称“Chineseanthropology”,其意为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尤其是“汉人社会”进行研究。


  (3)Bronislaw Malinowski ,1944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Chapel Hill ,pp. 24 - 27.


  (4)德格鲁特的主要出版物包括:1907 , The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E. J .Brill.


  (5)Danial Kulp , 1925 , Country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Yangtze Valley,Dotton.


  (6)吴文藻著“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4- 7 页。


  (7)Fei Hsiao - tung ,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YangtzeValley ,Dotton.


  (8)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年版,第94- 95 页。


  (9)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29页。


  (10)Edmund Leach , 1983 , SocialAnthropology ,Fontana ,p. 127.


  (11)Maurice Freedman ,1962 ,“A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 :I :1 - 19.


  (12)Bronislaw Malinowski , 1932,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3)例如,Evan - Pritchard对无中央集权的努尔人宗族列变制的分析,见: The Nu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


  (14)Burton Pasternak ,1972 ,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5)Barbara Ward , 1965,“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 in Michael Banton ed. , The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 Tavistock.


  (16)Arthur Wolf ,1974 ,“Gods,ghosts ,and ancestors”,in Arthur Wolfed. , Religion and Ritual inChinese Socie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7)Steven Sangren , 1987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8)Anita Chan ,Jonathan Unger ,and Richard Madsen ,1984 , Chen Village : The Recent History of a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Press.


  (19)Richard Madsen , 1984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 California UniversityPress.


  (20)Sulamith and Jack Potter,1990 ,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Helen Siu ,1989 , A gents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2)Emily Ahern , 1981 , ChineseRitual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Stephan Feuchtwang , 1992 ,The Imperial Metaphor :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Routledge.


  (24)George Marcus and DickCushman ,1982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 nnual Review ofAnthropology .


  (25)Eric Wolf , 1982 , Europeand tha People without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Press.


  (26)Johannes Fabian ,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7)费孝通:《乡土中国》,第94 页。


  (28)Ernest Gellner ,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lackwell.


  (29)Anthony Giddens ,1985 , The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olity.


  (30)Anthony Giddens , 1985 , The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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