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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人文学网

在记忆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日志

 
 

日记 [2008年08月06日]  

2008-08-06 08:57: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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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讲座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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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2005年4月9日至11日,受王铭铭教授之邀,三位来自云南、四川地区的民族文化研究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讲座。讲座在北大英杰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讲座人张锡禄先生(云南大理学院)、曾维益先生(四川平武县方志办)、马尔子先生(四川西昌民族研究所)就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个人经验展开讨论。讲座由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朱晓阳(北京大学)评议,讨论由王铭铭、翁乃群主持,听众主要由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校的博硕士研究生组成。本讲座录由曾穷石(四川大学)、岳坤(南京大学)、鲍文妍(北京大学)整理。

 

 

 

开场白 

 

 

王铭铭

 

北大正式有“人类学”这个名词以来,13年过去了。以往我们办了不少学术讲座,请的大多是海外学者。请海外学者来讲学,意义很大,可以让我们开眼界,了解国际人类学的现状。可是,这些年来我渐渐感到,我们的教育中出现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只重视与国际接轨,忘记了与我们的过去接轨,特别是忘记了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和50年代的民族研究接轨。5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家,大多被承认为人类学大师了,他们在50年代以后带出的一批民族研究者,也有很高成就和学术地位。而受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代人类学家影响的学者,并没有全部得到机会在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任职,他们身处被研究的地方,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风俗和文献都十分熟悉,据我看,他们研究成就实际已超过了“学院派”。我在东南地区调查时,感到对我最有益的就是那些地方学者的研究,他们做事谨慎而严密,知识也很广博。这几年,我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点研究和讲学活动,其间认识了一些地方研究者,今天这三位,是远方来客,他们是从西南来的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精英。大理民族文化研究所的张锡禄先生,平武县方志办的曾维益先生,四川省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马尔子先生。他们来,我很高兴。今天在座的听众,可能不认识这三位先生。他们和我以往请来的人不同,我以往请来做讲座的,动辄就是某某外国教授,带着某种对我们来说奇异的面孔出现,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不是不喜欢海外的朋友,但坦白说,今天这三张面孔,这些年我更想见到。三位先生常年在某一个地方作田野,自费做研究,掌握了异常丰富的资料,整理和发表的著述很丰富。从他们的生涯里,我读出不同于我们的故事,认定这些故事对在座的也会有启发。我请他们来北大,意思在是要在这个自诩为“中心”的地方,加进“边缘”,使“边缘”成为中心的镜子。我便不多说了,时间留给来讲座的各位。

 

 

 

西南田野调查与大理古代社会的重构

 

                 张锡禄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大学。1995年,康奈尔大学请我到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待了一个学期,我也在那里做讲座。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外,我当时就想,我应该有个什么时候,也把我自己辛辛苦苦调查出来的田野经验,讲给我们自己的学生,1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来到北大了。在讲座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们只能离开学校,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我只读到初中就没有读了,但因而我也有了永远念不完的书。

人类学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由洋人提出来的。100年前的大理是洋人眼中的大理,50年代是费孝通等社会人类学前辈眼中的大理,现在则是我们白族人自己眼中的大理,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学在大理生根,我们自己研究自己。在座的王建民老师的《中国民族学史》没有写到localpeople的研究,我就谈谈我这个local people如何做研究。

1977年,我到大理州制药厂当仓库保管员,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念很多书,那几年要念马列主义的著作,念完了后,我还坚持每天学英文。我用英语在美国演讲的时候,美国人都听得懂。

我自己选定一个路,我在大理,有南诏大理的历史可以研究。我开始发现很多学者的著作中,对大理的研究有些微的错误。包括向达先生在内,对大理的历史宏观的问题认识很正确,但是对微观的问题也有一些错误。于是我自己给自己立了个课题,研究南诏与白族文化。首先我是仓库保管员,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开会,时间不多,于是每年放假,我就有目的地下乡。有一年过春节,我跑到鹤庆寻找大理国高家的一本家谱,就是那本极有价值的《鹤庆高氏家谱》,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丛刊》都提到过这本家谱。现在的研究者一提到大理高家,我的文章是必须要用的。当时我就把身上仅有的20几块钱给了那家人,于是我就没有钱坐车回家了。我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司机,他说春节刚开张,免费载人是不吉利的,但是他知道我是做学问的,还是免费把我载了回去。有一年“五一”,有两天的假。我到北汤天,我知道那里有家祠碑,文革他们怕被破坏,就用牛屎、石灰涂上去,保存了下来。我把它洗干净,拓下来,发现董家的父子连名制,共有21代。

这个碑文的资料可以印证历史记载的南诏父子连名制,我找到这个碑,高兴得不得了。我写了文章,寄到北京给詹承绪看,1982年,詹承绪亲自到大理来,我带他去看这块碑,他说完全正确,然后就请我去西宁开会。我是一名制药厂的仓库保管员,去开民族学的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我们厂长就说,我让你去,你把我们厂的宣传资料带过去,随便发发。我也就因此去开了当年的民族学会,那个时候开会要交论文,我们单位找不到打字的,就请一个朋友帮忙,他的老婆会打字。可是他们说,星期天他们要买煤,没有时间。我就帮他们买煤,于是她就帮着把稿子打出来,复印了250份。

到了西宁去开会,我穿了件烂衣服,不像今天还可以有条领带来系着。宾馆守门的人不准我进去,后来我只有打电话给会务组。江应梁、何耀华他们说,这些人简直不知道你,你是很重要的。你来云南民族学院我家里,我给你一些书,你拿回去好好念,你会成材的。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课题,也不评职称。我只是想把问题弄清楚。后来,我把民族学当成我的生命、终身的事业。我有个朋友,云南民族学院的教授,刚60岁的时候,退休了,把他所有的书都卖了,他说,他要好好的过了。我想不通啊。虽然我们是本地人,但收集资料还是很难,他就这样把书卖了,我很想不通。我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把这读书当成工作,我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即使我死了,我也要把资料保留下来。我们大理学院招收新的老师,高校的毕业生到大理,我都问他们,是不是想作为终身的事业?我们做这个事业是很穷的,不可能发财,作学问要有事业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几十年,到后来才慢慢地有些经费了。后来得到了美国露斯基金会的经费(16万美元)的资助,做云南大理佛教的课题,当年基金会就给了我一台电脑,领导说要安全局批示才能用,这台电脑就在仓库放了两年,直到两年之后才拿出来用。后来,大理申报了一个关于宗教的课题,这个课题何耀华做组长,我做副组长,很多人不满意了,就说,州长都不做组长,张锡禄凭什么做组长?但是老外都知道,youare an importantman!因为他们到田野做调查,都要我的资料。此后我做研究的经费就越来越宽裕。有老外问我需要不需要经费,我就说“Ineed!”但是很多课题,是不看钱的,我都自费,我去喜州镇开会,我自己掏钱下去,我和当地的领导说,我来,不要什么,你们给我买两个喜州粑粑吃就可以了。

来讲我的经验呢,首先想说的是,我希望大家热爱这个事业,要像热爱你们的爱人一样,终身与之相伴。有时候也能给你带来欢乐,但是终身相伴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困难的。

这点讲了之后,我就谈谈具体的两个问题。我的两个方向是南诏大理的历史和白族密教。

 

1.南诏大理的历史研究

泰国曾经有人提出,南诏大理国是傣族人建立的国家,周总理指示云南大学来研究这个问题。昆明有很多学者在做。他们的资料也就是《蛮书》、《新唐书》、《旧唐书》、《南诏德化碑》,这些学者的材料不及我的丰富,我关心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南诏皇室的族属。泰国的教科书上写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要把这个问题扳过来,该怎么做?

我就用最充足的理由,最踏实的材料,默默地做。我提到了,南诏有冠姓父子联名制,我们的彝族也有,刚才讲,董家是南诏的宗教领袖,他们家里的材料一般的人看不到。我就看到了。高家40几代,杨、赵、李、董,这些名家大姓的家谱都有。这些都是图书馆里的学者找不到的资料。

我调查了很多年,南诏是冠姓父子联名制,我运用地方资料、田野资料(家谱),这些是大学的学者找不到的。现在我手上的家谱、碑刻是比较全的了。我参加了第四届傣学国际会议,在这个国际会议上,我宣读了我的论文《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白蛮大姓----兼驳“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论”》,影响很大。马来西亚的一个学者很激动,他说100多年提出南诏是傣族建立的政权的拉古柏里不是学者。很多人争论。我就以家谱、碑刻的资料来证明,我还能说出,他们的子孙还在,张家有几代李家有几代等等。后来包括很多泰国人就说,好吧,我们再到你们大理来做调查。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也来到了大理。他们看到了一个老农民,我说,这个人是董家的。结果去问,他说他是第39代传人,后来一翻家谱,果然家谱中有记载,是南诏宰相(清平官)的后裔。他们气冲冲地来,后来终于信服了。白鸟芳郎(东洋史专家)也来大理,看到了家谱,亲自见识了南诏皇室的后人,信服了。

后来泰国前后4次派专家来考察,每次来,我都不说话,我就请他们看实物,以事实说话。现在好了,我们有人从泰国买了20几本教科书,发现他们已经改回来了。他们把我的两篇论文也收在《中泰关系研究》上面。那次会议里面,我的文章是很重要的一篇,这是美国学者的评价。我的那篇文章,有稿费,400多块,是当时我10个月的工资。我就是认认真真做调查,在关键的时候说出关键的话语来,该与国际接轨就与国际接轨。所以,白鸟芳郎给我的书再版写的评语,有很高的评价。何耀华评价也很高。

 

2. 对白族宗教的调查研究

另外,我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对白族宗教的研究。

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它的宗教。如果你不研究他的宗教,那么对它的历史文化是讲不清楚的。

白族的本主,是村寨的保护神,它的级别很低,相当于村长。一个村寨的本主,别的村寨就不知道了。这就必须一个个村寨调查。过去很多文学家感兴趣的是本主的故事,我的调查研究不一样。我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我画了很多图,关于本主庙的坐向、哪一尊本土在什么地方等等。我在采访的时候,都把采访人的年龄、采访的时间真实地记录下来。我拍了很多本主神的照片,里面的格局、对本主的故事、禁忌等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一点都没有我自己的观点,完全是真实的记录。我的腿是残疾的,有时候我就骑单车,到乡下去,有一年是冬天,风也大,上坡的时候,我一支腿不能用力。就在骑车的过程中,我有新的思维在不断地浮现。我发现,苍山东边高,西边低。苍山西边的村寨年代古老,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东边的则比较年轻。我就把苍山、洱海之间划出了4个年代分期,写了篇论文,《苍洱之间环境的变迁》,有人说,云南有两篇最重要的文章,滇池的是方国瑜的,洱海的是张锡禄的。我的文章对有关洱海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寻找大理的本主庙,我跑遍了苍山洱海,大理的本主庙有人值班,是老奶奶怕别人破坏本主庙,掌管了钥匙,在喜州有一个年轻人和我同去,第二天就说,他不去了,他晚上一睡觉,就梦见本主了,因此他妈妈就不让他去了。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继续寻找。我带着相机,一点一点地记录,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我写了论文,有人说我的研究很重要,除了李一夫的,就算是我的了。这也算是为今后高层次的人来做这个研究,画一个导游图。

我在宗教方面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研究密宗。大理佛教里有密宗,或者叫密教,当年石钟键《喜州访碑记》对此有过研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说这个问题的人多,但一直没有人好好地做。昆明有些权威学者就把大理的佛教定了个名称叫“滇密”,我就不同意。我们知道云南的密教有两个系统,中甸有藏密,大理的密教与藏密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元代的碑里提到只有白族人信仰密宗,其他人都不信,因此称“滇密”不合适。我将其称为“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白密。我自己就创造性地用了这个名字。宗教的教义是什么呢?我就到了凤仪北汤天,那里有碑。上有佛教的宗旨,记载有阿吒力(僧人)。大理明清时期的佛教,有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其中重要的一本,写有几十位高僧。我在调查碑刻的过程中一共找到过260多位阿吒力,有名有姓,弄清了元代以来僧人的人数,这些在史料上的记载不多,不到十分之一,90%都是从田野中得来的。我写了《大理白族佛教密宗》。这本书出来以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特别台湾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课程,把我的书《白族佛教密宗》作为必读书。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高兴。

 

3.对马帮的研究

在古代西北主要的运输方式是骆驼,西南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帮。马队有人管理,就形成了马帮。1938年,滇缅铁路开通,云南马帮从此消失。我20年前调查的时候,大量的马锅头还在。马锅头,就是马帮的头领。当年马帮盛行的时候,马锅头他们最北到拉萨、印度,最西到缅甸对各地的马站熟悉地倒背如流。他们赶马的时候唱山歌,就是赶马调,有很多爱情方面的内容。对马锅头采访后,赶马调的磁带我录了好几十盘。我就搞了个《赶马调》,被评为云南省文学艺术政府奖的一等奖。

我采访的一个老马锅头,他能把沿路的历史、迁徙说得清清楚楚。他结过9次婚,他还懂中草药,有一次采访的时候被狗咬,他用一把草药就治好了。我请他到我家吃饭,喝醉了他就开始唱,我就录音。可惜我没有时间了,不然我就做一部口述的缅甸移民史。他对从云南到缅甸一路的山山水水、道路都很熟悉,知道缅甸的那些商铺啊什么的,都是谁谁谁开的,开了几代。

现在缅甸的那些学者,一拨一拨的来找我,我们博物馆的人都说,看见穿那种衣服的人来,都知道是找张锡禄的。研究马帮的意义在于,把云南人开发东南亚的历史弄清。10年前,我与云南春城晚报的王明达合作出版了《马帮文化》,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下面我讲讲大家最想知道的事情,就是白族的婚姻家庭制度。

 

4.白族的家庭婚姻制度

白族社会是个立体社会,怒江的“勒墨”人只信鬼,不知道佛,他们的语言里面没有这些词汇。我20多年前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调查,那个地方非常落后。那些人保持了古代婚姻关系的遗留,至今盛行堂兄弟姐妹结婚。到了洱海的喜州镇,出现了大的商帮集团,在东南亚已经有了大宗的生意往来,他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开有商号,现在那里的白族民居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喜州有了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但是勒墨人也是白族,但却很落后、原始,因此白族的社会是立体的。在婚姻关系里也表现出这样的立体。

喜州有个“绕山林”,是原始婚姻制度的残余,我学了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后,就去看看,人家说,那里有原始的婚姻制度。他们是白天在那里烧香、拜佛,有个大的本主庙,叫“神都”,人们在那里唱民歌。我不仅看白天,还看晚上。晚上,年轻人都到那里,一对一对的,到夜里2、3点就有好几百对。河边沙滩上都住满了。有一个老头说我今年75岁,我来绕山林已经76年了。我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就来了。我爸爸不能生小孩,我妈妈就来绕山林,绕来绕去就绕到了我。

绕山林的时间,是农历4月20日~23日,一共3天。这里的情侣只有在这3天的时间里才是情侣。但这3天之外都互不认识。有个老太太绕了很多年的山林,她的家人都知道她有个固定的情侣。我问他的老公知不知道,她老公说,知道啊,就给她3天的时间,其余这么多年她都老老实实听我的话的。有一年这个老太太没有去,结果一年中她身体都不舒服。

绕山林是对生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古代,婚前是性自由的,现在白族就有3天自由。女人结婚的时候,把以前的男朋友请来吃饭,来的男朋友越多,她就越得意,但是第二天见着面就再不能说话了。结婚以后绝对不能再与别的男人往来。如果她嫁的不是她爱的人,不能与爱人一起过一辈子,那么就正好有这3天的时间来补充。

“绕山林”后生下的孩子特别聪明,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本主神赐予的,“在神的名义下”(刘铁梁:那是真正的栓孩子去了。)男孩子到了15、16岁还不去,家长就要求别人带他去,否则觉得成长的不健康。绕山林的情侣带着稻草去,晚上人就睡在稻草上面,稻草上还要留下他们的东西,完了以后把稻草扔到田里庄稼会长得很好。云南有句俗话“宁可借人停丧,不可借人成双”,但是那3天,农家都很欢迎情侣住在家里。

今天来讲这些东西,没有讲好,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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