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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  

2008-08-13 20:12: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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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麦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是20世纪罕见的几对兄弟大师之一。他们于1886和1891年先后出生于维也纳,在匈牙利长大,30年代相继移居英美。在其学术生涯中,波兰尼兄弟与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小卡尔五岁的弟弟麦克尔是科学学的奠基之一,他运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阿赞地人宗教的研究,在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做了一项比较分析,指出在二者的相似性中包含着一项重要差异,即,原始思维的内在连贯性,是以知识的自我封闭为前提的,而科学思维则恰好相反,其内在连贯性的存在前提,乃是知识不断推翻自身的开放性。哥哥卡尔则综合了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各种经济生活形态的研究,对经济史做了精到而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

波兰尼兄弟的思想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考虑到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相关性,我在这里想就卡尔及其思想的一个侧面谈一点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服役,后来在大学任教,也曾在维也纳一家财政新闻报社担任编辑。1934年迁居英国后,先后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后前往美国,在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供职。帝国体制、纳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及市场,构成了卡尔社会思想的主要关注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开始构思一部具有思想穿透作用的作品。1941年到1943年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他获得了两年多自由时间,用来写作这部书。1944年,书稿以《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Time,以下简称《大转型》)为名正式出版。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构成鲜明的反差。19世纪出现西方文明编年史中没有先例的现象,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百年和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19世纪的“和平百年”?又是什么因素在20世纪一开始就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卡尔同时代的理论家,大多从那些有损于“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础的种种潜在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卡尔则完全相反,他坚信“和平”与“战争”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百年和平”并不是因为19世纪不存在冲突的原因,而是因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兴趣:贸易在这个世纪里史无前例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

 

过去贸易的组这有军事性,也有点接近于战争。那时,贸易这个词汇总是与走私、海盗、武装商队、猎杀者和阴谋家、配剑商人、城市武装自由民、冒险家、种植园主、征服者、杀人狂、奴隶贩卖者、敕许公司的殖民武装等等相联系。到19世纪,所有这一切都被人们忘记了。贸易依赖的国际金融体系不能以战争的方式发挥作用。它要求和平,而所有的大国都想维持和平。但是,权力的平衡体系本身不能维持和平。和平是由国际财政来保障的,而国际财政存在的前提,正是贸易对和平的依赖。(上揭书,第15页)

 

19世纪的西方文明奠基于四种制度之上:其一,确保破坏性战争免于发生的权力平衡体系;其二,象征着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值标准;其三,创造了空前财富的“自我调节市场”;其四,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各有作用。但是,它们的源泉和母体是“自我调节市场”。正是“自我调节市场”生发了19世纪西方文明,其他的制度都属于这个创造的附属品(国际金值标准无非是让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手段,权力平衡体系无非是在国际金值标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自由主义国家无非是自我调节市场的造物)。

      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即“the self-regulatingmarket”,亦即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这种经济类型能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组织经济生活,而其他的经济形态则从未能够脱离社会对它的制约。在部落和早期文明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利益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最高追求。人们之间若说是有什么“交易”,那么,“交易”一般也是采取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这两种形式达成的。“互惠”的基本原则在于帮助保护生产和家庭生计,它的存在前提是具有高度对称性的社会组织,如氏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二元组织”。“再分配制度”的典型是“朝贡贸易”,其原则是社会组织具有非对称的中心性(centricity),中心性使货物和服务的收取、储存与重新分配成为可能。这两种经济形态都已被人类学家所研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研究的“库拉圈”(theKula)属于“互惠”经济的典型,埃及(金字塔)文明则是“再分配”经济的典型。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第三种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所有制”(householding)。在古希腊,“家庭所有制”被称为是“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一词的词源。这被亚里斯多德想象为与为金钱而生产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

      与历史上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经济形态一样,“自我调节市场”本来也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来维系的。然而,19世纪西方“自我调节市场”的却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知出于何由,社会力量一旦干预到市场,便导致对工业的衰败,最终反过来对社会体系自身的完整性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卡尔指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根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工具的奇迹般的改进”,及其所带来的对人类稳定生活方式(habitation)的破坏。“自我调节市场”成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一个信条和乌托邦,它使人误以为信,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上揭书,第135页)。然而,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20世纪终于摧毁了社会(上揭书,第249页),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的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这就是意味着,吞噬着社会的“自我调节市场”,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人间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阅读一部旨在反省19世纪西方文明的“大转型”给20世纪埋下的战争祸端的著作,不免使人怀疑这中间包含的“怀旧心态”是否必要。然而,《大转型》给我的印象却真的是亲切的。卡尔·波兰尼在诠释一个逝去的年代留给人类的教诲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因此简单化地将“黄金时代”的失落归咎于阴谋家。为了解释导致和平向战争的演变,他具有反思性地考察了推动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力求一种令人乐观的过去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与限度。对我而言,他那一对“自我调节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由此延伸出来“还市场于社会”的号召,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市场分离于社会之外,似乎已再度成为人们认同的“经济自我拯救”的惟一手段。怎样防范因市场脱离社会而造成的矛盾与压力?怎样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作为人存在本质的社会性?怎样在维护社会性的过程中避免其中心性的过度膨胀导致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以为,卡尔·波兰尼于60年前提出的问题,依旧值得社会科学家在60年后的今天来探讨。我愿借这篇短文聊表对《大转型》发表60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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