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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夷杂区社会研究》序  

2009-03-21 10:18: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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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夷杂区社会研究》序

 

 

 

王铭铭

 

前些日子,世生兄来了几封信,接着邮来《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民国石林社会研究文集》打印稿,他说,这本文集已列入《云南石林史志丛书》,即将正式出版,还说,望我为它写篇短序。接到文集的打印稿,我喜出望外,毕竟那是自己收到的是一份重礼,但对于世生兄的写序之约,我当时却有推托之意。绝非蔑视“非主流”文献;正相反,在我看来,这本书如此厚重,以至于能让那些以“主流”自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深感惭愧和难以承受。世生兄是一个坚持的人,他数次催稿;不堪历史重负的我,最终也只好提起笔来,明知个人资历难以匹配集体叙事,却还是斗胆写起了这篇所谓的“序”。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几位五种前辈学者民国期间所著的关于石林(旧时为路南县)的小册子,包括教育家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经济史家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文史家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人类学家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

五本小册子可谓出自同一时代,即“抗战期间”,或中国学术史意义上的“西南联大时期”。

历史上,中国有过数次“中原板荡”,在这些时期里,因“衣冠南渡”,南方地区也通常相应地出现某种“文艺复兴”的阶段。

兴许不能将“抗战”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原板荡”,也不能简单将五位前辈都视作“南渡”的“衣冠”。但《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的五个文本,却使人不禁想起那个古老的历史意象。

五位前辈中,有三位是云南籍(杨一波、李埏为石林人,楚图南为文山人),但这些“本地人”在“抗战以前”早已少小离家,奔赴异乡求学,而另外两位——施蛰存和李有义——则分别为浙江和山西人,虽则对于云南而言,他们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异乡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为了求学而少小离家过。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异乡人”,五位前辈都是在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的,将他们的迁徙与书写与“衣冠南渡”相联系,并非没有根据。

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及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属于乡土教材类。二者均著于1939年,前者继承了古代“志物”传统,增添了新意,内容涉及石林设治沿革、地势、土壤、山水、区域、人口、交通、物产、名胜等,后者“以人为本”,涉及当地的民族与“地方人”的来源、活动情况,及存在问题。如李埏先生所言,乡土教材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此外侮日亟之时,增强爱乡之心,也就是增强爱心的初步”。

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及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属于游记性质,为两位知识人于“抗战”爆发后受聘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期间所作,文学色彩甚浓,亦不乏有丰富的民族学记述。

在五本小册子中,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属于典范的人类学民族志类,它基于当时路南县尾则村撒尼人的实地调查所获资料写就,曾列入吴文藻先生主编之《社会学丛刊》,为费孝通先生引领的“魁阁”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谦逊的李有义先生自称,“从今天的眼光看,这本旧作太简单了”。事实上,《汉夷杂区经济》一书,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尚需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李先生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调查,多集中于社区与类型,对于文化接触史视野下多民族聚落的形成和结构关注得不充分。《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两方面入手,分析了“汉夷杂区”,且在首章,以“汉夷接触史话”为提,呈现出了中国西南多民族聚落生成的历史,避免了民族中心主义,分析了汉人特殊地位的丧失、夷人土地权的获得对于“杂区”民族和平相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于我看,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对于时下民族学研究,仍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的五本小册子,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回乡、游历、“下田野”三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同一个地方的叙述。这些文本有的是传统的,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综合的;它们在关注点和文本构成上,也各有不同。然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文本”,它们对于不同的读者群却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对于有意了解石林的游人而言,这些文笔朴实的乡土教材、游记、民族志,共同构成了一个优秀读本,阅读它们,可以了解所到之地的地理、人情、风物。专业研究者阅读这些貌似简单的叙述,也能见识其中蕴含的“汉夷杂区”观点,这一观点,有待新一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与相关理论相联系,多加阐发。另外,我猜想,不乏也有新生代学者对于“文本解读”感兴趣;若是这样,那么,乡土教材、游记、民族志的不同的“地方投射”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则亦可深加比较分析。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时间旅行的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在去石林这个地方时不再拘泥于“流行文化”,而能超脱于庸俗唯物的“旅游”,认识“石林故事”的精神价值,体验前辈有过的苦衷。

“外侮日亟之时”,回乡、游历、“下田野”,都不乏可能有其“不得已”之感,而当年的知识分子却能超脱于这一感受,暂时地融入于偏僻的乡野,在其中求解牵涉到我们的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他们留下的足迹,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诲:我们这个时代,旅行只与“假日经济”挂钩,不同以往,我们不是“身未动,心已远”,而是“身已远,心未行”。《汉夷杂区社会研究》能使我们温故知新,重新认识“出行“的意义。

对于石林而言,我不过是一位有过一次旅游经验的外来人;回乡、游历、“下田野”这些词汇,都不能形容我与石林之间的短暂关系。我庆幸自己获得这个机会,跟着《汉夷杂区社会研究》的编者,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去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一个既久远又犹如隔夜的时代。

 

 

 

2008年10月7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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