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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社会体系”研讨会主旨的简要说明  

2009-10-05 11:12: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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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社会体系:历史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研讨会

主旨的简要说明

王铭铭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传入以来,中国学术论述,大多围绕着“社会”、“民族”、“社区”、“群体”、“国家”等“关键词”展开。

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出现过对于跨社会文化传播的讨论,有关研究,也提出不少关于不同“民族”、“社会”、“社区”、“群体”、“国家”之间历史关系的成果,但与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一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一向侧重研究分立的社会体系,而较少关注大小不一的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systems)。

19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一个局部,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世界体系理论,对于跨社会体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历史研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前提性预设是,“传统时代”超越社会局限的体系,难以维系,只有到近代以后,相互关系并不突出的“社会”,才由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体系所覆盖。

无论是关注作为包括各类“分立时空坐落”的“社会体”的社会科学,还是关注“世界体系”,社会科学都轻视了历史中实际存在过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政治经济(如帝国与朝贡制度)、道德-法权规则体系及物质-神话体系及其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的所谓“当代世界”的启发。

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这类“科学”与欧式民族国家观念紧密相关。

具有政治意涵的“民族”,表面上“价值无涉”的“社会”等概念,都是在社会科学清除了历史中广泛存在过的、维持“超社会体系”的纽带之后才成为学术概念的,这些概念一经清晰界定及规范化,便衍生出一系列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叙述,如中国人类学既往关于“民族”、“社会形态”、“现代化”、“全球化”等等的叙述。

21世纪世界社会科学,面对着对这些根本性的概念及其衍生形态加以反思的使命。

“跨社会体系——历史与社会科学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学术研讨会,基于2008年12月6日-7日中国文化论坛与“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学术研讨会的延续,此研讨会之主题,是在对以上使命的认识中提出的。本会学术筹备委员由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汪晖(清华大学)、崔之元(清华大学)、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霍巍(四川大学)、石硕(四川大学)、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共同构成。学术召集人认为,“超社会体系”是指超越我们通常定义的“民族体”的区域性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体系,既有“物质文化”、“地理”、“经济”的表达方式,亦有宗教、仪式、象征、法权、伦理的表达方式,即可以是现世的,也可以是宇宙论与道德-法权方面的。我们主张,应在社会科学里,推进区域与文明的体系论述,以此反观20世纪主流的“民族体”论述。

将区域视作“地区性世界体系”的观点,也热忱欢迎将文明视作超社会的法权-道德制度的观点(此观点于20世纪初曾由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民族学家论述),是本此会议拟定重点研讨的。

关于“地区性世界体系”,近年西方人类学界已出现不少有价值的探讨(如戴木德[FrederickDamon]:“领悟物质与社会世界”,《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萨林斯:“整体即部分:秩序与变迁的跨文化政治”,《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这些探讨指向人类学民族志传统所局限的“社会”、“民族”、“族群”、“社区”的内在关系与对外关系的过程与文化分析。

关于文明体系,与中国相关的人类学研究,则有更多直接或简介的论述。

1997年,20世纪最主要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等晚年著述中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其中包含三个层次:文化的自我认识,认识别的文化及文化之间的关系(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这个命题带有深厚的理论意涵与现实意义,需要在理论以及方法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一套处理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关系的观念与实践经验,比如家-国-天下的礼仪系统等。这些传统的思想和经验对我们今天处理不同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关系都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们当今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突破社会体系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往,这个事实并非从未收到民族学、人类学界的重视。如,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莫斯(MarcelMauss)曾于1910年代-1930年代展开对于超社会文明的论述,同一学派的汉学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Granet)亦曾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中,从诗经中记载的歌谣和舞蹈仪式,讨论过上古中国的关系制度,他的研究显示出上古文明史探讨的萌芽,但并没有摆脱社会体系的概念框架,其观点在谢和耐等汉学家那里得到继承,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很快遭人遗忘。

中国古代的这些重要的关系论传统思想和历史经验都未能走向国际社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社会科学化,因而没能进入主流的学术思想场域而发挥出应有的重要影响力。

对于文明的直接或简介的论述提醒我们,有必要在前人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近年来,已有人类学研究者开始试图在历史中寻找突破社会科学困境的图景,如,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罗兰(MichaelRowlands)的“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中国人类学评论》第5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的“中国作为帝国与文明”(同上)、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都属于此类,这些研究,对古典民族学进行某种社会科学的回归,对中国研究给文明人类学的启发,对作为法权-礼仪体系的“超社会性”,展开了研究;表明,如果存在一种可以突破社会体系的社会科学研究,那么,它将需在文明体系的研究中寻找解释的可能;一种有潜力的人类学研究,应该是一种关于文明的民族研究和区域研究。

海内外人类学界的以上思考,与历史研究中关于帝国、民族关系史、思想史的研究可以更为紧密地配合起来。其实,在诸如汪晖的历史研究著作中,有关超社会关系体的看法已提出,而如罗志田等对于近代国族主义学术的反思性研究,则指出了国族叙述的时代特性。这些研究,都有待对基于“社会”与“国家”推衍出来的社会科学产生影响。

“跨社会体系——历史与社会科学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将基于以上区域、文明与观念史研究,围绕拓展社会科学的历史视野展开讨论。

会议除主题讲演之外,设圆桌会议与论文讨论部分,其中,论文讨论部分内容多涉及西南研究,此研究领域,或可构成跨社会体系理论思考的良好基础,而圆桌会议(包括青年学者论坛)的具体讨论专题则可更为广泛,可包括:

 

1.    国族下的“社会”:反思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

2.    考古学与人文或历史地理学的地区概念;

3.    区域性世界体系与近代世界体系;

4.    文明的历史与考古人类学研究;

5.    民族关系史中的超社会视野;

6.    中外文化关系史中的超社会视野(物质文化与宗教);

7.    民族志如何突破实验科学概念(如“分立群域”,isolates,概念)的局限;

8.    神话学与宗教学中的关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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