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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学术理想  

2008-08-17 23:55:51|  分类: 人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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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与世长辞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特别是很多学术遗产。费老他的文字大多被收集在已出了16卷的《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版)中,这16卷的文字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先生行行重行行的串串足迹。先生的思想和足迹,带着20世纪中国的众多经验和教训,走进了21世纪,它们在恬淡的语言中得到表述,其意义却非常沉重。

对于费先生的学术,大家知道得最多的,也许是他对乡土中国的结构与变迁的论述,他提出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内发理论”,及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起到的举足轻重作用。在这三大方面,费老确有高度的学术建树,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我认为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著述对社会科学诸领域的“中国表述”,都有难得的启发,其论点应得到更广泛的延伸。

费先生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天分、他的历史机缘和他所受的完整学科训练。我我认为,这与他的学术理想关系更为密切。

2003年6-7月,我们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到费先生家去请教,我提到他对学者自我定位的早期论述,也问及他的学术理想。费老微笑地提到了为他的《中国士绅》(1951年英文版),他说到,他来自一个绅士阶层,这个阶层到了近代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而向各种新职业讨取生活。费老的家族原来属于士绅,到了20世纪初,家族内部已出现各种人,他的长辈有的做生意的,有的开工厂,有的做编辑,有的留学,与古代相对单纯的士绅阶层已产生差异。费老说,他正是在士绅的近代衍生史中成长起来的,而他最关心的现象之一,是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我对费老有关士人和知识分子的论述很感兴趣,问他对此最近有什么进一步想法,他说: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宽泛,涉及到我最近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我的意思是想问,中国文化的几个基础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些,我大胆地说说,不一定清楚。

第一个基础,我觉得是家族,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主的,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家族的基础没有动,只是收紧了,差序格局的网络小了,其他东西嵌进去了,引起更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变化还是在亲属制度范围内的。提“文化自觉”,实际是因为想到怎样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同人应该怎样相处这些问题。中国文化里边,有个特别发达的方面,就是人伦,这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从孔子开始,人伦就成为我们一个规范,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思想中心,家族是一种表现。人伦与西方的上帝不同。最近我又看了一下(田汝康所著)《摆夷的摆》(即《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在给这本书写序时,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中国同西方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孔子讲的,我不知道人,怎么能知道鬼呢?中国人不把鬼当成一个issue,不当成重要问题提出来,人对鬼敬而远之,这并不是要否定神、鬼的存在,我们也祭神,但是重心不放在人死之后。我们更注重活着的人的人伦。这个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人伦超越了生死问题,超越了个人问题,它强调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主题。协调、位育、和谐、和为贵等,在政治方面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的问题。“敬皇帝而远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反对皇帝,是更注重人伦。

其次,让我讲得远一点。远古时代中国已有文字,而使用文字的人与不使用文字的人是有区别的。古代士同普通人之别是肯定的,但分别在什么地方?老百姓的社会交往是脱离历史、脱离文字的,而士则不同。文字是一种communication的途径,牵涉到意识形态的传递,本身就是“知之”、“由之”的问题,没有文字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有了文字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文字将两种人分开,与西方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分不同,我们的社会区分是很实际的,是识字与不识字的实际问题,是文化层的问题。

我过去谈中国士绅问题,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讲得这么透。现在想来,文字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分化。两种人各有文化,一种是口传的,如taboo,盖房子不能如何如何,老百姓知道了就满足了。我的祖母,她就不讲事情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她习惯地找口口相传的规矩去实践,谈不上变通,她认为男女不平等天经地义,从来不问为什么,她是文化的接受者,不做研究,只照着做。在我们的文化里,历史上出来一种专门考虑问题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来记录和研究,引起了很多变化社会变化,造就了士大夫阶层。

我这一代属于士绅阶级,是有文字的阶级,是知识分子。士绅关注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关注人同人怎么相处,关注忠孝仁义。对于权力是忠,对于父母亲人是孝,对兄弟要公平、要照顾,讲仁义。归结为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强调内看、内观,不让别人做,不强加于人。人伦决定了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基本规律。

我提出“文化自觉”,是希望把中国基本的意识形态讲出来。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到,希望你们这一代进一步做一点。

最近我还讲到扩大社会学的范围。人有感情,有看不到的东西,有一个内在的“我”。我可以自己明白自己,程度不深,但可以明白一点,明白自己做人,明白做什么样的人。这不同于behaviorism和empiricism的观点,西方研究社会,要求什么都要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其实这些是表面现象,现象里边还有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无非比人家知道得更深一点,更有层次一点。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论文的时候,说学历是要用同情的概念看人,设身处地的想,把自己倒回去。这样做不容易,但只有这样的,才能够读历史,才能深入地理解人的思想状况。人的思想,靠语言去解释不够的,靠语言不一定能看不到“心”。关于这个,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说语言不够了,我能做到的是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感受到的语言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外之意”。我认为宋朝的朱熹已发展了这个领域,就是了解人的领域,他讲“心”,讲自己想的,想自己的。我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觉,这个东西里面有许多内容,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着大家认同。

我这代人对这有比较深的理解。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之别,古人叫君子和小人之别,指的就是所谓懂理和不懂理的差别,君子就是懂得道理的,能通道理的。

中国历史一贯有这个东西在里边。士绅这种阶层,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他靠别人养他,靠拥有自己不耕作的土地,实际他们是管思想的人,管社会的人,他们的作用是加强社会的团结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他们负责的任务,可以说是integration,socialintegration,但西文的integration这个词又概括不了他们的任务的所有意思。应该说,他们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人和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成为thesocial一词所意味的那个东西。中国出来一批士大夫,控制着这个事情,他们成为乡绅,在社会体系上,则成为绅权。绅权是政治体系的表现,以此为基础,出现中国的士大夫。(据2003年6月30日谈话录音整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以后几年,费老反复谈到上面谈到的“文化自觉”,而从他的谈话看,“文化自觉”一说的提出,又与他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有密切关系,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从士大夫的近代化而衍生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应当用文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传承的文化,起一种高于“一般老百姓”的习俗的“社会结合作用”。

怎么理解这种“社会结合作用”?费老的学术理想,早在他20多岁时已明确表露。在早已于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先生谈到我们“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耗费任何财富和能量”。为了避免历史的再度失误,先生主张,“社会科学”应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乍听起来有些像是近代欧洲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东方回声,但实际读过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中写的那几篇文章的人都不难知道,对于社会科学的这一期待,恰恰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士人史的传统。先生对古代士人“为王者师”,“奉天以约制皇权”,对古代王权的“师儒”,都有高度向往,他对于唐之后士大夫道统之屈服,表露尖锐的批判。先生将社会科学与士人的“道统”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同于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的“规范知识”,主张知识分子应承担起重新恢复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之间关联的使命,以使中国摆脱“西洋的经济政治的……威权”,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合理的转型。

费老总说自己的最后几年愿意以“秀才的身份”来度过,而他最后保留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

记得几年前,我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费先生,英国教授问先生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先生面带微笑地说:“我还是绅士,没变!”在一旁聆听的我,禁不住心中一阵酸痛:一个世纪老人,经历了多少风雨,却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认同。

4月24日费老跟我们永别了。我特别悲痛。我与先生非亲非故。先生在我出生以前20多年,已是蛮声海内外的学者。大学期间,他那几本陆续重印的旧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皇权与绅权》等,将我导进了学术圣殿。我有幸于先生留学之后半个世纪,去到同一所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同一门学科,并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回到他创办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在过去的11个年头里,先生的谈话和著述,都能给我启发和激励。我这代“海归”,不同于先生那代。在所有的不同里头,最突出的也许在于,我们这代容易误以为自己的一点小小成绩已足以否定前代的成就。尽管时代使然的性格不易消除,但先生的微笑使人反省。我反复阅读他的著述,到了21世纪开初这几年,我终于还是认定:这位慈祥老人积累的知识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而这份财富分量如此沉重,以至于我们可能感到它是一种负担——其中有关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诠释,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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