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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马达”  

2008-08-20 20:13:21|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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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评论这一成就的海外作品,多将之形容为“巨龙的崛起”。这里用的“巨龙”明显是为了与此前的“小龙”区分开来。

对于“巨龙的崛起”的因由,学者见仁见智,提出各种说法。行世于西方的著述,有些隐约含着“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实证主义者,则设计出某一假设、某一模型,用大量的数据来求证,到文章的最后,稍作“证实”或“否证”便已知足。其假设和模型大抵是现成的,要么是从西方某国的发达史中提炼出来的,要么是学者依据逻辑方法“演绎”而来的。“巨龙的崛起”,也已引起了向来不满足于以经济因素解释经济因素的历史解释学派的浓厚兴趣。一派学者曾认定,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壤上长不出什么真正的资本主义——即使算是真的曾长出点幼苗,也已立刻被“东方暴君主义”所摧残。“亚洲四小龙”崛起以后,历史解释学派沉默了许久,终于忍不住了,他们中有些想到了华人和儒家,个别竟写出关于赌博文化的书。作者关注到一个事实,即,“亚洲四小龙”都有“华人血统”,也继承了儒家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度里的华人都好赌成性。对主张法制化的人来说,“赌博”恐怕只能被归入“陋习”之列。可是,这位从事资本主义的历史解释的学者,却引用了大量论据,正而八经地想从华人赌博的文化模式里提炼出“亚洲资本主义”的“本土社会理论”。

我不认为将华人赌博习俗视作“巨龙的崛起”的原因有什么大的不妥。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各种解释都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可是,有个问题还是一直引起我的疑惑:就“中国文化”的“资本主义潜力”所做的种种猜想,到底能为我们的历史解释诉求提供点什么?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应提到斯坦福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Gates)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叫做《中国之马达》的论著(Hill Gates, 1996, China’s Motor: A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中国之马达》有一个副题:“小资本主义的一千年”。作者葛希芝是我的同行,曾在台湾、福建和四川从事过相当长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据我所知,她还是一位认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其以往发表的论著,多集中探索“民间意识形态”(民间文化背后的观念形态)。葛希芝比几十年前中国史学界那些主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者更激进。她在书中坚持说,最晚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已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中了。在被她称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各自为人提供着不同的、有时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各自也包含不同的局限性。其中,一种是国家管理下、为国家所用的“朝贡生产方式”,另一种是由亲属联合体管理的商品生产方式,即,“小资本主义方式”。所谓“生产方式”,指的是服务于从无权阶级向有权阶级转移剩余价值的行为—观念体系。一方面,在一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式的“朝贡生产方式”中。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利用直接的朝贡、赋税、徭役等,从包括农民、小资本家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最晚从宋代开始,中国的“私人市场”繁盛起来。其间,它通过劳动工资和等级性的亲属-性别制度,从低层阶级转移劳动力、提取剩余价值。在中国,国家控制与亲属-性别制度相结合,为小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典范事例。

什么是“小资本主义”?葛希芝认为回答了什么是“小资本家”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她说:

 

小资本家是商品生产者,他们为了市场而非仅仅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其企业是通过亲属制度的习惯来组织的。家庭生产者依赖细致分级的血亲、姻亲、收养,或收买的成员,通过师徒关系和薪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力。他们依赖一种阶级文化来保障可靠劳动力、物资、信用和资本的供给。小资本主义在平民阶级中创造各种关系,使自身的生存有可能超越“自然经济”的水平。这些关系使家庭免受官僚与(相对晚近的)资本家的贪婪的剥削。与商品一道,小资本家通过言辞与行为,制造了一种根深蒂固而微妙地有效的抵抗机制,而他们又为这种抵抗机制再创造。其抵抗地对象,乃是统治阶级的朝贡制度。(上揭书,第7页)

 

葛希芝专注于宋到清之间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在叙述中,她对中国朝贡生产方式与小资本主义的特征、表现与持续影响做了独到的分析,也耗费了大量笔墨来阐述作者对于连接两种生产方式机制的看法。

《中国之马达》没有提到“巨龙的崛起”这个概念,但字里行间灌输着某种类似的意象。对作者的分析框架有深刻影响的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Wolf)曾于1982年出版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一书中,1400年以后的世界,乃是在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赋予的重压之下重新型塑的。对葛希芝而言,沃尔夫针对此前非西方地区的各种生产方式和交易形态的概述,诚然值得延伸。然而,沃尔夫与其他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一样,没有看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依葛希芝之见,中国构成了沃尔夫认定的那个世界史过程的一个“重要例外”。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两种生产方式所占比重强弱不等。华南(包括台湾)离权力中心距离较远,“小资本主义”较早地成熟起来,至尽仍然保持着它的旺盛生命力。其他地区因离权力中心较近或地处偏远山区,朝贡生产方式具有较高程度的支配性。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小资本主义”长期延续,并学会了与以权力为中心的朝贡生产方式打交道的各种办法。以国家为形式的朝贡生产方式,在面对生机勃发的“小资本主义”,也早已看出它所能带来的利益。这是中国潜在着一种巨大的经济增长的能力,使“资本主义,至少是为欧美支配所引导的资本主义……有了一个竞争者”(上揭书,第6页)。

一千年来的“小资本主义史”,造就了一个具有深厚“现代性潜力”的中国,这个中国被认为对于世界的未来即将“产生最大的影响”。可是,正在蔓延于中国大地上的“现代性”,是否能用欧美经验来表达?我们从《中国之马达》一书中看到一个被隐含着的答案:中国的“现代性”,依然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延伸形态,而不可能是其他。于是,“崛起的巨龙”,再次成为一种“本土现代性”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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