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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日志

 
 

“远山的呼唤”  

2008-08-23 09:57:53|  分类: 行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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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于四川的茫茫人海中,我曾听到一位智者在感叹,他说“四川就是中国的克隆”。川东与川西之间的“胡焕庸线”,缩写了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差异。四川东部经济发达,聚居的人口大多为汉族,西部横断山脉纵贯,聚落最主要的是少数村寨。而这一差异,自古以来便已存在。从数千年前起,平原上的三星堆、金沙分布的青铜文化,与横断山脉上长期延续的细石器和制陶文化,犹如热烈的历史与冷漠的神话,形成鲜明的文化反差,与今日的“二元对立结构”相辉映,烘托着那条区分东西的线。

一位人类学家曾发出“忧郁的感叹”,说文明正在消磨自身存在的基石,在热动的变迁中忘却了“未开化的野蛮人”正是我们的老祖。这句话难以是普遍适用的真理,但四川却可以说是它的例证。列席于成都的茶馆里、漫步于青城山的道观、在山里探望那些“边缘族群”,对于这一“忧郁的感叹”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然而,话说回来,四川更易为人感知的,是她的东西两部之间流动着的人。若是你在假期访问成都,你便不难见到成队的巴士运载着游人自平原上山,到那个蛮荒的古老领地里去领略“他者”存在的价值。若是你上山,从白马人的民居到羌族的“东方古堡”,从茶马古道到巍巍冰山,经过探访和追问,你便能发现这些被人类学家羡慕的人,其实大多企图下山,到成都,到绵阳,到重庆,到任何发达都市谋得比山上好的生活。对于四川的百姓来说,好生活似乎也是沿着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画出的那条界线而获得定义的。川东的人在工作日勤奋地劳作,到了周末,他们期待得到的好日子,似乎就是响应“远山的呼唤”,驱车进山走一趟;川西的人日夜地盼着自川东上山莅临他们的穷乡僻野,通过一种新型的消费,来为他们“下山”进入“近土”提供基本的条件。交流的欢娱使人类学家那一“忧郁的感叹”与川东人无缘,与川西人更是失之交臂。

“四川就是中国的克隆”,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如果这句话在其他地方寻不到佐证,那就等于白说。幸而,8月初,我从成都飞会回北京,打开电视,听到节目预告说过几天将有关于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下山”的直播报道。被报道的这个部落,即为内蒙古根河市敖古鲁鄂温克猎民。央视报道说,到8月10日,他们将迎来一次“历史性的跨越”。鄂温克人的“下山”,让我意识到“远山”与“近土”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或许有它的普遍性,对这一点这里有必要给点交代。

那一天,央视直播了11户32名鄂温克猎民下山的过程,直播中采访了猎民代表、乡干部和学者。猎民牵这260头驯鹿、鸣枪祈祷,向大山告别。进入“现代社会”,他们怀着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答案恐怕还要来自人类学家以后进行的追踪调查。而央视的那个节目,给我留下了只是些许零星的印象。我的一位同行、多年从事鄂温克研究的白兰和当地乡干部的受到了央视记者的访谈。我没有当场笔录,但却能记得白兰在电视上说,这个事件让她感到悲哀,因为自此以后,她在茫茫的都市人海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部落了。那位也是女性的乡干部,与白兰没有展开面对面的交锋,言语却极具针对性。她的言论显示出她对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三级两跳”略有所知,她质疑说,“既然汉族在原始社会也是经过狩猎阶段进入农业社会,再由农业社会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那么,为什么汉族有这样的权利接受这样的历史跨越而鄂温克人不被赋予这个权利?”当记者将镜头推回白兰面前时,我只见到这位敬业的人类学家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鄂温克的森林与全中国之间的构成反差,绝对不能轻易地用“川东”与“川西”的区别来形容。多数人类学者相信,尽管鄂温克人面对着的现代世界如此巨大而有冲击力,但他们作为猎民却具有比任何意义上的“川西”更重要。大量的资料表明,若人类史有三百万年,那么,在其中99%以上的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鄂温克人式的猎民状态之中。世界上现生的猎民人数如今已极其罕见。作为人类史的丰碑,下山前的鄂伦春部落为我们记忆祖先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于是,人类学家有理由认为,他们的“下山”本身意味着一座历史丰碑的自我摧毁。然而,令人类学家感到遗憾的是,据说“公投”下山时只有一位猎民投了反对票。看来,这支猎民群体的下山,是得到当事人的广泛支持的。因而,我武断地猜想,对于下山的猎民来说,做这样的选择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恰是因为山下的那个人海茫茫的世界,与森林一样地置身于他们的聚落之外,无非是他们谋求生存的另一片“森林”——若不是另一片更棒的“森林”。

至今有多少来自都市的游人已前去鄂温克人的故地游览?四川双向流动的概念母体上是否能“克窿出”鄂温克式的都市/森林连续体?对此,我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但我模糊意识到,鄂温克人告别大山是一件值得热烈讨论的事件。要是想理解这一事件及与之相关的“胡焕庸线”的重要性,我们便不能不将它与整个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联系起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在趋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先是体悟出了一个世界性的二元对立结构,企求使自己的文化从“落后”流向“先进”、从“传统”流向“现代”,基于进化人类学的“文明”与“野蛮”区分来确立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上众多“他人的文化”中的地位。接着,在中华民族内部自我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刻画出一对对“川东”与“川西”、“都市人”与“农民”、“工业人”与“猎民”形象。就现实的面貌而言,对立的文化板块之间的双向流动是存在的。然而,社会的主流观念却一直将“山野”到“市井”的流动看成是正当的。

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四川西部走动之后,我渐渐地发觉,那里的族群创造的传统,与都市的世俗生活的接近程度令人惊讶。在偏远的羌族村寨,我能在羌人办的西式酒吧里品尝洋酒的滋味;在远离我们文明中心的白马人中,我能见识“洋妞”的蜡像成为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模特……而为了表明他们还是独特的族群,为了不断喊出“远山的呼唤”,已有不少寨子正在从远近不一的他人那里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化”,如,从青海的藏族中请来舞蹈家教授自己民族的舞蹈。而这绝对不是孤例。整个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的同时,不也常常感到需要在所有可能的历史见证中寻求文化的表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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