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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世界寻找遗产 ——关于《溪村家族》  

2008-08-23 10:01:26|  分类: 人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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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中,农民从费孝通所说的“半身插在土里”,到经历农业革新、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的“三级两跳”,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似乎是必然规律。


    我意识到,自数千年前人类学家所说的“城市革命”发生以来,乡村愈来愈难以逃脱融化于城市文明中的历史宿命。村庄早于城市存在,在文明的进程中与城市互动着。然而,除了个别的浪漫主义时代之外,村庄抵御城市的力量却是不断下降的。


    不知不觉,20世纪已进入青史。去年开始校订旧作,有编辑便提醒我说,应将书中的“本世纪”改成“上个世纪”。

    我是从上个世纪最后10年开始在学界谋生的,只能模糊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来迎接如今这个“本世纪”。是一个正常人,做事便不能不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有关。有友人评论说,我发表的大多还是述评,与体现人类学专业水准的“民族志”无关。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不是没有机会从事实地研究,但没有写出本像样的“民族志”于我却只能是个事实。反省自身,我发觉自己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在没有写作像样的“民族志”的条件下,竟书写了不少批评“民族志”的文章。也就是去年,我还在写“乡村研究与文明史的想象”,有感于当下村庄研究的过度时髦,而逆潮流地唱了点反调,隐约地说像村庄叙事这样的文本,无非是人类学研究的小小局部,过度夸大其重要性有失学术的妥当性。然而,一年后我自己却发表了《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这部“社区史”的著述。耗了那么多文字来揭示“乡土人类学”的局限性之后,缘何却又来宣扬一种“小地方叙事”?学术的两难以至自相矛盾是一个好解释;而我总觉得这当中也许还夹杂着点别的什么可以言说的理由。

    我多次住在溪村附近蓝溪南岸的一家宾馆里,喜欢深夜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盯着那条溪流。曾是蓝蓝的溪,白天看,已是暗黄色的了。不过,夜间看,却依旧美丽。这些年,城里人显然多了起来,据说他们大多是支撑服务业的干部、公务员和商人。一座仍然不能算大的城市,人口依旧不能达到“县级市”的标准,但县城的“城市之光”,却呈现给我们一派“都市化生机”。

 

若是你也像我那样从窗户望出去,你一定能发现,曾经位于蓝溪右岸的安溪县城,如今已向左岸延伸开去了。夜间城市的光芒,沿着连月色都能辉映的河流,一层层地向外推去,淹没了遥远山岭上的农家灯火。

    在这个常被歌颂的“都市化胜景”中,溪村不是任何亮点。位于县城左岸,村庄被密密麻麻的厂房和商品住宅笼罩着。

    于是,有一天,一位老友知道我又要出版溪村研究的书,便带着不无讥讽的意味说:“啊,你的书出版之日,也就是你研究的村庄消失之时!”

    没有黯然神伤,但有一种莫名的困惑。从我第一次去溪村算起,13个年头已过去。1991年,我刚到那里去,它的“都市化”步伐已迈开。那时的村长告诉过我,村里有些土地已由政府征用给华侨开工厂,而村政府也将50亩土地划为“工业园区”了,村子在蓝溪左岸还有一排商品房,是由镇里开发销售的。村长的一席话使我从一开始对蓝溪两岸的都市化就有了一点了解。不过,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对于都市化的速度,我也从来都过于低估。现在的溪村,周边已到处是新开发区,它们将陈旧的村寨包围在怀抱中,使它的老路完全流落在访客的视野之外。

    溪村还没有彻底成为社会学家喜欢研究的“城中村”;但可以预料,这将是它不久的将来的归宿。在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中,农民从费孝通所说的“半身插在土里”,到经历农业革新、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的“三级两跳”,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似乎是必然规律。蓝溪边上城市吞并乡村的进程,无非是这一规律的小小例证之一。而对于乡村的现代命运,不同的观察者自有不同的评论。我读书得来的印象是,评论可以形形色色,但不外可以归纳为“乐观进步论”和“历史悲观论”两种。持“乐观进步论”的观察者,面对着蓝溪两岸的社会变迁,易于接受一种阶段论的表述方式,用诸如“三级两跳”之类的概括来形容乡土中国的变局。持“历史悲观论”的观察者,面对同一情景,则可能怀着深深的“怀旧”,对于行将消失的村庄唱起悲情的挽歌。

    知识分子“在村庄中研究,他们不研究村庄”。这是一位人类学大师给予我们的教导。叙述小地方,通过小地方来诠释大社会,似乎可以说是人类学者的天职。问题在于,我们所叙述的是什么?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的著述,在过去的动荡中竟如此连贯地支配着我们的话语,以至于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村庄为单位的叙事,能够在宏大叙事中起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现代中国学术的这一别致的“乡土情结”对我们潜移默化,起到使我们误以为它的表述乃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学、经济学,以至哲学和文学的共同使命。而“乐观进步论”在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又占支配地位,以至于“历史悲观论”所引起的同情,时常被等同于缺乏阳刚的“妇人之仁”。于是,我曾审慎地怀疑一些以乡土为中心的“小地方叙事”,怀疑它们当中包含的文字,隐藏着的关怀不是乡土,而是不断吞噬着乡土的城市。

    坐在窗前,望着不断贴近远山的都市之光,我意识到,自数千年前人类学家所说的“城市革命”发生以来,乡村愈来愈难以逃脱融化于城市文明中的历史宿命。村庄早于城市存在,在文明的进程中与城市互动着,在文化形态上,它或曾作为一种共同体的约束力补充着城市生活个体化的缺憾。然而,除了个别的浪漫主义时代之外,村庄抵御城市的力量却是不断下降的。

    我是一个习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对于农村,若是硬要装出一幅热爱的表情,那便只能算是虚伪。然而,望着远去的乡土,一种历史的思绪涌现于心,矛盾和困惑占据了主流,而我却依旧相信,在乡土世界里我们能寻找到一种遗产,因为在这个文明史的“历史垃圾箱”中,存在着一种珍贵的历史教诲。知识分子通过实践一种不断自我反思的“小地方叙事”,能为我们求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大传统”以及它既已留下的遗憾,提供不可多得的启迪,而这种启迪对于乡土世界本身,也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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