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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叙事中的“团体主义”迷思  

2008-08-27 21:25:2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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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理论界对于农村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大家对于以“大包干”为核心形式的“耕者有其田”或“农地私有化”制度抱有过高期待,以为这是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有鉴于“改革”依赖乡土中国的“小农经济”,我们中又有不少人试图在西方社会理论的“团体主义”概念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出路。

“大包干”的事儿大家熟悉了,这里不必多谈。什么是“团体主义”?这一模糊的观点当下影响甚大,有必要在此说说。

在痛恨“小农经济”的学者看来,“团体”两字的对立面,便是乡土中国的“一盘散沙局面”,而“一盘散沙局面”又暗含的一种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问题;持“团体主义”观点的学者承认,乡民文化含有现代“理性经济人”的因素,但他们又强调指出,这种文化缺乏“团体精神”,带有浓厚的“个体主义”色彩,自身构成一种乡村现代化的障碍。

“新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团体”?最近,理论界对此问题展开着比较激烈辩论。有些人认为,要建设“新农村”,就要借重具有深刻的“团体主义内涵”的东亚(日韩台)“农会模式”,协助农民建立他们自己的非农经济合作体,使他们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都市对于乡村的侵袭。另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认为,50多年来,农村已建立一套带有行政色彩的“共同体制度”,这一制度与有助于维持平等、消除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联结,自身具备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力量,因而,所谓“农会模式”,无非是“画蛇添足”罢了。

两种解释(方案)之间是对立的,不过,它们都出自于对乡土中国文化模式的思考,其前提假设是:乡土中国既是“一盘散沙”,便不可能推动现代化;要“拯救(或重建)乡土”,我们只有两种外在选择——要么靠地方精英、工商机构、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的结合,自外而内地帮助农村创造他们“自己的团体”,要么依靠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力量,行政和观念,双管齐下,自上而下地推行发展的新方略。

“团体主义”的两种看法,都使我怀疑。

最近我听说,主张用“团体主义”来拯救乡土的学者中有人认定,早在宋代,中国农村已广泛出现乡民的“个体主义”、“小农经济”,这种倾向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也是从当时开始,儒家便已开始思索“改革农村”的方案。

如此看法,如能得到论证,那无疑就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然而,到底乡土中国是否像理论家说的那样长期停滞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对此,学界并无共识。

乡村史的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似更符合事实:将乡土中国等同于“小农经济”,犯了漠视古代社会结合能力的毛病,是一种扭曲事实的“跨文化对照”。

我自己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得到的体会是,传统乡村并非是简单的“小农经济”;相反,传统乡村市场体系极其发达,民间社会组织极其活跃,农民远非“一盘散沙”(其“团体主义”甚至能发达到引起朝廷恐慌、发达到引起近代革命的程度)。于是,当有人说,乡村缺乏“团体主义”时,我总怀疑,那是出自于我们当代人对于历史的想象。

我不反对“团体主义”,我无非是怀疑,20世纪以来,理论界的多数人对于中国农村“一盘散沙”局面的恐惧,表明的毋宁是:文化精英中,广泛存在着一种扮演“农民的组织者和代言人”的强烈愿望。我无权质疑他人的愿望,但有权表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事,并非是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要轻信,以想象中的一方(如团体)来“统治”另一方(如个体),能导致什么“革新”。原因是,无论我们怎么对事实加以区分,都不能改变一个实践中的“局面”——“团体”也好,“个体”也好,都是社会生活难以相互割裂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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