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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曲缘何挽歌调?  

2008-09-01 20:46:13|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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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2003年底,我在上海大学参加一次学术,有幸在会上听到社会学家李培林的“羊城村故事”。回京后没多久,便喜悦地在书店见到他的《村落的终结》。

《村落的终结》分成两大块,副题中的“羊城村”并非是人类学记述中所见的单一地点,而是广州市139个“城中村”的总称。培林的研究计划蔚为壮观,竟涉及到这些新村庄总数的三分之一。书的两大块,前一块将理论解释与现实观察交织在一起,探索研究方法的出路,后一块则是根据在22个“城中村”中搜集到的个案访谈资料整理出来的“故事”。人类学的村庄志,一般要求作者将资料、观察及理论解释熔铸于所谓“民族志”的文本世界里。以这一传统为准,有些学者以为单一地点的民族志模式是一种“药方”,能够用来治疗研究者脱离被研究者的“主客分裂症”。培林是社会学家,雄心自然不同。他用洞见与故事二分的办法,为“地方性知识”的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故事部分流淌着的叙述,也许远比论述部分铺陈的解释还要丰富得多。而即使去头去尾,《村落的终结》之论述部分,涉及的面已是如此之广。中外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史关于“农村”的值得关注的理论,在文本里几乎全都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来自“羊城村”的那些零星故事,时而浓妆艳抹、时而轻描淡写地给“三农问题”的理论画布增添色彩。解释的线索穿插展开,令我觉得这有点像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人需要阅读的“百科全书”。而培林想表达的,却不一定玄虚,它依然是一种乡土情结,一首唱给行将逝世的村庄的挽歌。

在正文的第一页,一串刺激人的数据随培林的优美文字流淌出来:

 

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人们似乎忘记或忽略了,在故去的老人和新生的婴儿之间存在的继替关系,以及后者的血脉和身躯里依旧流淌和生存着的血液和基因。(页3)

 

就这样,《村落的终结》在几近人类学家笔下的“丧礼”情景中开了头。

村庄是地球上的地方,它们占据的空间不会随着自身的“死亡”而丧失,土地依然被踩在人们的脚下,支撑着社会的生存。但是,因这些村庄的“死亡”而获得新的社会生命的村民,与这块支撑过他们生命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就此产生了变化。要获得新生,他们不能过多地留恋故土,至于这一新生是否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则还是要靠故土来说话。也许是因为这个矛盾,所以,培林论述中最后一句是:“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乐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页154)。

我内心赞同培林那略带悲伤的语调,也从这个悲调中感到些许不安。村曲缘何挽歌调?如培林所说,村落终结“并不是轻松欢乐的旅行”。既是这样,我们又有何理由觉得这种特殊事物的终结,乃是“自然”(或可欲)的历史进程,而知识分子的所为,若能对之稍有推动,便可谓“有使命感”?反过来说,正如人类学家很难拯救文化,社会科学家其实都很难对村落加以“救亡”。那么,为什么我们却还是以“村落的终结”为自身叙事的开端?

农村先于城市存在。如50多年前费孝通已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的城市,有的是作为军事政治重镇的“城”被营造起来的,有的是在自然形成的“市”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即使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城市兼并农村的广阔地盘也必然是其自身拓展的前提。试想,历史上哪个城市的兴起不是以农村土地的减少为代价的?也许,我们不能说“城中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而只能说,这种形式的居住格局,到近期得到了数量上的扩大。

我的意思是说,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似乎很难说是可以用“城市化”这个概念的区分,原因是,严格说来,中国的城市化与中国文明的年龄是一样大的。那么,关键的差异是何在?这也许更多是“心态”方面的。试想,历史上城市扩大时,有多少知识分子跑出来提出什么“都市化理论”?有多少面对着“世风日下”的“村庄终结”唱着挽歌?知识分子的村曲悲调大致只能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唱的,因为到那时,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格局开始使我们感到紧张。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将在古代社会中得到高度尊重的农民(农民只排在“士”后面)与生活于艰苦之中的“民族”联系起来。用城市的美好生活来吸引以至引诱农民,或许是现代性的初步方案,而它的结局似乎也正是:农民用城市的美好生活来吸引以至引诱自己,最终将自己的文化等同于生活的痛苦。

对于“村落的终结”,知识分子是承担着某种责任的。这种责任更多是心态的、表述的,而很难说物质的、经济的,但心态的影响却不一定小于物质的、经济的影响。阅读培林的《村落的终结》,能想到这个道理。不过,还是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需要得到强调:当城市兴起于中国大地时,它们已是乡土社会滋养的文明形态的组成部分,其与母体的脐带关系尚在。我们不能老是用城市的观点来看农村。“城中村”研究能为我们去做的,大抵便是在历史的延续性中看待城市在农民“意义世界”中的地位(包括错位和断位)。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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