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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焦虑  

2008-09-02 22:10:08|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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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学界出现了诸多有趣的论题。对我而言,其中最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除了对于近代制度的某种福科(MichelFoucault)的知识/权力反思以外,还有世界各国学者对于长期以来为其社区所共同享用的某些“关键词”展开的“考据学探索”。尽管这些“考据学探索”告诉我们的故事可以十分多样,但它们所论述的“道理”,却又集中在一个甚能令人悲观的“发现”上:社会科学所引以为“科学”的那些概念,如社会、制度、集体表象、政治、经济、个人等等,其实无非是“社会科学家”引以为“分析对象”的特定社会转型史及其意识的产物。这进一步意味着,假使学者对于自身从事研究时所用概念毫不历史地反思,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只能被理解为特定的社会转型史的无意识延伸。

仅从在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广泛流行、且已经波及到亨廷顿(SamualHuntinton)的国际政治策略研究的“文化”和“文明”概念出发,我们所能考据到的社会科学概念生成形成问题,便应当说是具有相当严峻的自我冲击意义的。在《文明的进程》(1998年北京三联书店中文版)一书中,自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探索这一问题的德国社会学思想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提醒我们说,我们生长在一个“文明的进程”与“个人成长的进程”相等同的时代。这就是说,现代人的心理发展,司空见惯地就是“文明的进展”得以展开的过程。与此同时,“文明”和“文化”似乎也成为现代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地力求提升国家与社会自身素养的工具。然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能意识到20世纪“文明的进程”的拓展,依赖的是一个早已离我们而去的时代。

西方世界对于“文明”和“文化”的关怀,集中发生于17至19世纪,而且对于类似“心态和行为素质”的理解,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大略而言,在欧洲,英、法等国更经常运用“文明”的概念,而德国人则倾向于运用“文化”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所承载的民族意识,也深受那个所谓“近代”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制约。“文明”具有一个人类普遍性追求的含义,但却又强烈地表达其对文化等级差异的武断论点;“文化”具有民族社会共同体的含义,它一方面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则强调冲破边界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动员的功效。推动这两种概念发展的,均是欧洲近代的市民阶层。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市民阶层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命运,因而他们在推动此类概念时也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在法国,尽管革命在短期内即得到实现,但推动革命的市民阶层与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他们能冲破旧有的政治体制,却难以冲破传统的教养方式。于是,以标榜教养的等级为目的的“文明的进程”,在法国以“文明”的概念本身,显示了对于贵族式的“文明生活方式”的崇拜。而在德国,市民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相对弱小,他们无法与上层贵族形成密切的沟通关系,而为了推动自身地位的上升,他们必须依赖对于民众工享的“文化”的认同,而反对法国式的贵族文明论。这就使得德国市民阶层和他们的代言人——知识分子——能够在权贵势力巨大的状态下依然充分发挥思想的解放力量。直到1919年前后,欧洲主流国家对于“文明的进程”的不同理解,再度被激活,并以“文明”(法国)之于“文化”(德国)之间的战争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两个概念被相互混淆,推向了世界其他地区,并逐步随着它们自身意义的式微而令人惊讶地成为一个泛人类的信条。

“文明的进程”所深潜其中的市民阶层与民族—国家的社会命运史,今日或许已被大多数人忘却了。然而,当“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等等概念在八十年代以后重新在中国振作起来之时,我们却不能不重新体会埃利亚斯的“考据学”所蕴涵的深意。诚然,与任何从西方经由通过“维新”而较早得到“现代化”的日本转译过来的社会理论概念一样,中文世界的“文明”与“文化”的概念难免具有类似于“经济”之类的“中体西用”的特色。不过,这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即这些概念在中国的再生成与再发挥,却似乎遵循了一个与“欧洲经验”同样有意思的“规律”:从宋明理学的“教化”转入近代争取“宪政”的“文明”,接着由这样的“文明”转入民族-国家(或法国革命式“共和国”)的“统一思想”,再由“统一思想”转入对于“两种文明”的文化复兴式追求……这样的历史体现着社会命运对于一个民族在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的限定,也体现着我们对于自身历史意识的焦虑。当然,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我们与欧洲确实也构成了某种差异:对于欧洲近代国家而言,重要的是一个特定的市民阶层在思考着民族的社会命运,而对于中国而言,类似的思考虽不能说不存在,但“文明”的国家化,或者说,“文明”之成为一种亨廷顿意义上的“[对外]冲突中的文化”、之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集装箱”,或许向来与我们的市民阶层无缘。意识到这一点似乎不应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这一点进一步使我们“悲壮地”意识到,我们那些具有“文明的焦虑”的“科学”,已经脱离了“文明的进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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