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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的东方  

2008-09-23 08:00:59|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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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一年之后爆发了鸦片战争。不久,法国文人拉克鲁瓦在《法国1842年民间大事记》中就此说“我们无疑应该高兴地看到文明的西方即将入侵中国……”在漫长的20世纪中,对于诸如此类“无耻的帝国主义言论”进行的鞭挞,长期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影响着我们的思考,而近年来,那些曾经侵略别人尔后又偶发良心的人们,有时也与那些曾经被侵略、被殖民的人们一道,来表示对于自身霸权的“抵抗”。可是,什么样的观念才能真正将我们从那些长期以来制约我们思考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中“解放”出来呢?

1973年,华勒斯坦的论著逐步发表,我们开始在具有“语言霸权”的英语世界当中阅读到一批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论述,它们告诉着我们,1400年以后的世界,是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1978年,我们又开始在同一种语言当中阅读一批萨伊德们的“东方论”,它们又告诉着我们,这样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主要的言论制造者,就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力量”。反思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学者似乎都在说,欧洲中心的世界和对于这个世界的主流看法,都萌生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但是,到最后,他们的理论却给予我们一个与此相反的印象:这个“西方中心”的世界好象是永远在“世界的中心”。与此同时,在汉学界听信或批判费正清思想的学者,相互之间虽表现出观点冲突,但骨子里却从政治经济学和“文明”的两个不同角度,论证着同一个“西方中心”的历史。

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自觉地掉进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肯定要比宣扬西方中心主义具有更多的“文化伦理正确性”。但是,它是否就一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人文世界的真相?我们恐怕还需要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才能真正把握我们想把握的,而在近来的阅读生活当中,我在个别学者的论述中发现了一种可能性。他们替我们指出,为了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我们首先需要认识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界限的模糊性;而为了尊重我们赖以实现这一可能性的历史本身,我们需要从支配性的观念当中解脱出来,转换角度来审视那段时间太长的历史、那套难以把握的关系。倘若要我简单地对这一论点作一铺陈,那么,我愿意简单地说,我们首先需要的西方中心的世界里找到非西方的因素,而我认为,这样的因素,在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néEtiemble, 1909-)的汉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安田朴的名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原名《中国化的欧洲》,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关注一个表面上已经得到关注的现象——前近代欧洲一度存在的“中国热”。对于我们这些或多或少受到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来说,历史记忆中的“近代史”或许有些暗淡。安田朴于是说:“在经过持续了足足一个世纪(1840-1948年)之后,经商在那里(欧洲)取代了传教的思想,西方的炮舰取代了耶稣会士们为康熙铸造的土炮。欧洲在整整这个世纪当然是鄙夷他们对之大肆剥削的‘黄种人’,绞尽脑汁和挖空心思地嘲弄‘天子’及其发辫、中国妇女及其被裹缠致残的金莲。”(页825)可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安氏这部篇幅巨大而不累赘的论著中,我们面对的是另外一种中国:公元14到16世纪,即在“西方世界体系”形成以前,中国文明的辉煌远远超越欧洲。不仅如此,自16世纪以后,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来到中国,向欧洲系统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知识,对于欧洲近代知识的革新,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欧洲教会“改造中国”的理想一直存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承认传教士描述的中国礼仪的文明性,而在中国,朝廷保持“怀柔远人”的开明心态,甚至任命传教士为朝廷命官。到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成为催发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动因。尽管历史上的欧洲也不乏有“仇华者”,但西传的“四大发明”使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至为关键的战术、对它的国民意识形成至为关系的传媒、教育等的发展,提供的有力的技术基础。在思想界,近代哲学的启蒙者大多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养分。与茶叶和陶瓷改变着欧洲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中国的“开明政治”的观念也与欧洲“理想政府”的观念融合,促发了近代公民政治的生成。

近代以前欧洲的“中国化”史,足以使我们对那些主张近代中国的“欧洲化”史产生深刻的历史反思,而安田朴也敢于宣布那些拉克鲁瓦们的“中国西化论”纯属“无耻的诽谤”。可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观之所以能够兴起,原因恐怕比我们从这种批判性的论证当中汲取的要远为微妙。倘若欧洲未曾中国化,那么,中国的“欧洲化”或许便并非是历史的必然结局?一如它的批判者所说的,经过近代史的发展而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虽根源于近代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但却并非是这个体系的思想成因。欧洲在世界近代史上的成功,应归功于它在前近代史中对于诸如中国之类的“异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这也就是说,拉克鲁瓦们的“中国西化论”之所以纯属无稽之谈,是因为“西方文明”早已包含着很多非西方(包括中国)的成分,而对我来说,这又意味着:国人没有必要永远在一个单一的“西方”中寻找“近代中国”失落的轨迹,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来看看我们的“天下”是怎样“西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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