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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生出资本主义”  

2008-09-02 22:11:14|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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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暗淡的日子里,我在埃利亚斯那里看到了一线光芒。是老态龙钟的埃利亚斯——而不是那一大帮子的“后现代主义者”——告诉了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方法,不一定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结构转型理论。

埃氏发表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宫廷社会》,近来被引用为欧洲“新社会理论”的主要原典。这部著作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它从欧洲“文明的进程”中获得的洞见,给我们呈现了欧洲历史的近代流变中一个最为核心的过程。埃利亚斯说,中产阶级和大众对于上层贵族的“宫廷社会”的文化模仿,是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社会一体化的首要文化动力。这个历史的解释与经典理论家的说法已经完全不同,而埃氏他却不敢说,他自己是超越所有前人的“理论革命家”。

检索埃利亚斯《宫廷社会》(1969)一书,我们在其导论部分发现一小段涉及到一个理论前辈。这段不足千字的评论,对他整部著作起着决定性的前后联系作用,它的评论对象是一位与韦伯同代的思想家桑巴特(W.Sombart)。出生于1863年的德国,桑巴特生活于我们今日所说的“社会理论古典时代”。不过,在引用桑氏的论著《现代资本主义》中有关“王公贵族的宫廷”与资本主义奢侈文化传播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时,桑氏的“后起之秀”埃利亚斯却强调,正是这一旧观点说明了他自己的“宫廷社会理论”的新意义。

“体面只适合于花钱而不适合于挣钱。”——这句话能在桑巴特(W.Sombart)《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一书的字里行间中找到。然而,桑巴特的历史社会学展示却给人一种感受,似乎这里所蕴涵的,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基本文化前提。对于那些习惯于不断重复论证某种经典理论的学者而言,桑氏的这一论述颠倒了我们常识中的很多常识。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一种观点,即主张“资本论”、“新教主义伦理”及“社会分工论”,是分析和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不可避免的基本方法。在桑巴特的那本论著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是那些与“浪费金钱”相关联的社会地位制造运动,而不是“剩余价值追求”、“节俭的生活方式”、“理智的社会分工合作”——或者说,所有那些追求“一本万利”的“社会—经济理性”——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译本,适逢其时地为中国理论界开启了在经典中发现新意的大门。

《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对于欧洲贵族爱情、女人身份、奢侈消费习俗及城市形成进行了细致描写,在有限的篇幅内恐怕不可能详细介绍,我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他的结论作为非法情爱的嫡子,“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表面看起来荒诞,但事实上却关注了他的两个严肃理论追求:其一,通过强调近代社会与传统欧洲文明的延续性,对延续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启蒙观念进行反驳,进而瓦解“进步论”造就的历史断裂观的支配地位;其二,通过反驳韦伯的新教伦理,来强调非理性的消费生活方式对于解释资本主义文化生成的基本世界观根源。由于桑巴特关注的是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追求,因此,在其他有关论著中,他费了大量笔墨阐述犹太人——而非英国和德国的新教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他看来,正是犹太人抓住了近代社会中奢侈品的关键,也正是他们生产的奢侈品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社会地位象征——即财富——的竞争,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

具体而言,桑巴特在这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是13到18世纪之间欧洲大众生活方式的逐步“奢侈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大致梗概是:13-14世纪是“新社会”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主要表现是在意大利出现了与封建经济相去甚远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与东方世界的贸易,而白银等金属交换媒介的开拓和利用,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到15-16世纪,以至17世纪,德、荷、法、英相继紧跟其后,进行资本积累,而在意大利,贵族的都市化、文艺复兴、世俗政治、财富等共同催生了一种注重“社会风度”的文化,使王公贵族成为世俗社会追随的生活榜样。与此同时,在法国,宫廷生活鼓励中女人的优越地位,造就了宫廷之外奢侈消费文化的蔓延。接着,从法国到欧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财富与贵族的“社会风度”形成了相互交换的关系,激发了资本主义者对于金钱积累的追求,也反过来促使金钱经济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成为情感(爱情)表达的载体,从而逐步使欧洲社会转变为一种“奢侈社会”。

十年前,我在伦敦大学听到一位“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讲座。据说讲者后来成了被广泛承认的“大师级人物”,但我却我只能依稀记得,当时的他还在艰难地论证自己的“消费文化理论”如何足以取代此前的对“资本主义”的任何解释。从根本的社会理论前提上看,“消费主义”这个概念,无疑涉及到了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过程:个人如何通过广泛意义上的“消费”来获得其社会地位的表征,并从而潜在地为资本主义文化提供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前提。现在看来,消费主义的文化分析,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论”的新创之物——正如埃利亚斯的很多论点,是桑巴特的延续和发展。而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尽管法国理论家布迪厄的“区隔说”(distinction)一度启发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文化研究,但我认为“区隔说”也没有超越桑巴特的“奢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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