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王铭铭人文学网

在记忆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日志

 
 

共同体的命运  

2008-09-25 07:14:33|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对于原生性共同体——如以血缘和地缘双重关系为基础的地方社区——的近代命运的关怀。起初,这一关怀表达在对于超离于具体人文区位的“想象共同体”的批判性研究中,这些研究显示出社会科学的阐释—批判者对18世纪以来经由现代性普遍知识而得以广泛传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反省,它们当然具有各自的叙事风格与理论派别(如安德生从新式文化工业,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之取代分立的族群认同在生产方式的角度,指出超越地方的民族主义心态是一种后殖民的虚假共同体,盖尔纳从文化传承的模式变迁角度,指出民族主义文化认同的根基实为普遍知识传播对于面对面的地方性知识传播的取代,马歇尔一脉的社会理论家则从公民权的角度,指出新国家的政治归属感对于离心的群体认同的取代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制度性基础,等等)。

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论辩一时取代了对想象共同体的批判。现在,在“全球化”的论述中站支配地位的论者大多坚信一个超级的“社区”(地球村)正在呈现在人类面前,相信无论是小地方还是大国家,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一般人,都必须在选择上“理智地”考虑到“冷战”以后全球经济、科技以至文化的融合对于社会和文化边界的冲击。“全球化”的论述,于是将社会科学的时髦人士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思考推向了更高一层次的想象,似乎我们立刻将被时代纳入一个“没有护照的天下”。悲观的文明史论者从这一“主流”的论述中忽然也感到拯救为全球化所冲击的“社区文化”的使命之沉重,而注重“文化之不可变性”和“吸纳力量”的人类学者则试图重新回归于世纪初的种种“文化能动论”来抵制再度启蒙着人们的历史理性的思潮。

考察论者的立场,则可以轻易地将形形色色的关于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归结为启蒙—建构主义和去现代性的另一种主义之间的差异,而若追溯其分析的基点,则又不难看到,这诸多的说法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命运感:无论论者的解释方式为何,他们的核心关怀都只有一个:实在的共同体(如家和社区)缘何为不实在的共同体(如社会、国家、地球村)所取代?进而,基于此,我们就完全可以认为,尽管一新替旧的概念层出不穷,但我们的实质性看法原来却没有多少改变。共同体命运的论点早有人提出,而我们现在的“世纪末惊悸”无非重复了一些一度在一百年前(甚至比着早很多)即已出现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影响20世纪的经典思想家,大多是上个世纪面临着同样的时间惊悸而提出“千年禧理想”的论者)。我这里不想过于宽泛地论述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而仅想通过回到一个德国经典社会学家的论说来简要指出共同体命运观的长期延续性。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回归经典理论的人为少见,但人们不断重复回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对于其他一些同样有意思、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声音受到压抑的论者,却给予不甚公平的“待遇”。曾经影响到韦伯和涂尔干的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滕尼斯(1855—1936)即为其中之一位。近年才被“重新发现”的滕尼斯曾经提出过许多看法,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仅为他的大量论著的一种,但却集中显示了其在创建上述所谓“共同体命运观”当中的重要作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初成于1881年(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文版),在这部19世纪后期的“过时作品”中,滕尼斯通过论述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及二者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关系表述了他对于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的看法。虽然滕尼斯的著作发表与19世纪后期,但他看来已经与百年以后诸多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共享着某种“世纪末惊悸”了。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会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实在的共同体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它的规模虽小(如家族、村落、友谊团体、关系),却充分表现着思想意志的高度有机结合,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则不然,尽管它在规模上远远超过自然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甚至可以构成超民族的世界性社会),但它实质上无非是一种由带有各自目的的个体聚合而成的、不具备实质意志的“人造机械体”。

滕尼斯对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不仅是类型学意义上的,而且也带有浓厚的人类史的关怀,因为他认为“从原始的、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和意志形态发展为社会和社会的选择意志形态的过程”,就是“从人民的文化到国家的文明”的过程(页331)。从人民的文化到国家的文明转变的过程,首先展现于家族、村落和地方性城市之类的“原始的统治的”品格为封建、王公和骑士的形象所取代的过程中,继之又展现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商人阶层地位的上升驱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过程中,而这一系列过程的展开,既促使机械式的人为社会秩序得以构成,又促使不同阶层的人,从地方—自我身份演化为“国际的、社会的”个人。若从梅因《古代法》的论述角度看,共同体之向社会的转变,则又表现为自然的习惯法向作为政治的产物的“法律的法”的转变。从精神生活看,这又表现在幻想、道德,向科学和教育的转变。

一代的后现代主义论者认为,是他们自己初创地“发现了”共同体失落与现代性的关系。然而,阅读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却不难看到,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反映在共同体的本质意志、自我、占有、土地及家庭法与社会的选择意志、个人、财富、货币、债务法之间的紧张),在上个世纪已经得到的深刻的感受和反省。在1922年写的一段“补白”中,滕尼斯说:“尽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令人可怖的毁灭性震撼之后,这个体系现在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它的瓦解性力量,尽管面对这些现象,对‘共同体’的呼唤声音越来越高,但是,倘若愈少宣告对纯粹的‘精神’抱着一种救世主的希望,这种呼声就会愈来愈得到信赖……”(页285)。这一对共同体历史命运的意识,包含了对民族国家(即滕尼斯所谓的“社会”)与世界体系之全球摧毁力量的警告,以及对重建共同体的千年禧救世主义论调的反思,它显然依然是20世纪末诸多理论和文化价值论争的核心内容——我们现在时髦的“民族主义”、“全球化”、“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文化批评”等词,不正重复概括了滕尼斯对机械社会的毁灭性与共同体的救世主意识的双重困境吗?!

倘若这一点属实,那么,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就不仅包括理论思考的创新危机,而更广泛地涉及“世纪末惊悸”的“象征暴力”。在所谓的“世纪末”,人们或许会给自身施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重负感,或许会出于救世心态,企图再度复兴人们对于共同体(包括想象共同体)的希望。然而,另外一个事实却值得关注:“世纪”这个概念可能正是“再生产”着我们的思考的概念,因为,不仅在本世纪,在上个世纪,在上上个世纪……,犹太—基督教的时间观念,早已成为所谓“理论感知”的源泉了,而这个时间观念在近代以来的全球“译释”,或许才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这种特定的“时间全球化”才使我们能不能像“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人那样生活,使人类学家在旧有的部落社会中发现的“无时间状”的可能成为不复可能的时间。
  评论这张
 
阅读(84)|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