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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洞察  

2008-09-25 07:16:52|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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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除了现代以色列人以外,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虽并非完全居无定所,但其民族身份却与他们的漂泊不定的移民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的很多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土,而犹太人却似乎完全与“地缘”无缘。他们生存在不同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夹缝之中,面临着来自他族的种种歧视。不过,歧视非但没有使这个民族丧失它对于自身民族历史的追求,反而使它天然地具有一种民族身份叙事的特殊情怀。犹太民族的漂泊,给予犹太人不少机会,去想象理想的社会和创造深刻的艺术。

历史上犹太人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重要地位,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个特殊的民族,对于人类理解“民族”和关系到“民族”的制度,又更是有突出贡献。我们仅需要关注目前活跃在民族理论前沿的一批著名人物,就可以知道,当中的犹太思想家,站居着什么样的地位。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我们思考民族理论有着极大刺激的几部著作当中,有两部都以“民族与民族主义”为书名,两部著作的作者分别为当代最知名的人类学家兼哲学家纪尔耐(ErnestGellner)和与之齐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而两位都是在英国从事学术研究的犹太裔学者。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二者都关系民族主义问题,但是他们的不同探究路径,却表现了一个独特民族的独特认同矛盾。

出生与中欧地区的纪尔耐,1983年在牛津出版《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书中主要论述民族认同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他强调,民族(nation)这种认同方式和政治体制,不像经典学者认为的那样,源自于部落社会向地缘政治实体——国家——的转变,而是近代工业化和知识传承方式的变迁的直接产物。工业化使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逐渐被疏离于他们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之外,使他们原有的面对面的知识传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其结果是,普遍性的国民知识(universalknowledge)传承,在国民的自我认同构成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最终推动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生成。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认同受制于近代史的文化传承变迁,进而融合为一种认同于国家的公民观念。

出生于埃及的霍布斯鲍姆,1990年在剑桥出版《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书中的论点与纪尔耐有共通之处。他也认为,民族主义应当被定义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同时,与现代政治和文化认同密切相关的“民族”,不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现象,而是近代欧洲以至世界的主权国家观念息息相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霍布斯鲍姆的论述,不同于纪尔耐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将现代民族认同分化的古老的民族情感纽带之外来分析。民族的认同通常由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所提倡和促发,但是,这种特定的情感和政治意识,与一般民众的假想、希望、需求、憧憬和利益,也有关系。在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现代知识和知识传播方式的作用,诚然很大,但却难以涵盖发自于民间的民众观点。因而,霍布斯鲍姆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官方民族主义和民间民族主义,并且应当在大众民族认同当中看到与官方民族主义大相径庭的诸多身份认同形式。此外,纪尔耐强调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历史长期性,而霍布斯鲍姆则不满于这种近代“长时段”的解释,主张应将“民族问题”与政治、科技、社会转型等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探究不同时期民族主义变化的状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欧洲民族主义的转型和高峰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犹太人被迫从欧洲大陆迁居于英美等国。2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的历史记忆,记录着这个民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悲惨遭遇。成为思想家的犹太籍学者,难以回避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正是德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迫使犹太民族重新面对其在古代历史曾经面对的“迁徙”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纪尔耐和霍布斯鲍姆的思考,也是犹太文化认同问题的表现:在这个以疆土来界定民族身份的现代世界中,犹太人这个缺乏疆土的民族如何面对众多的“以国为族”的他族?相对而言,纪尔耐倾向于从欧洲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来揭示民族主义与近代欧洲文化的特殊关系,而霍布斯鲍姆则倾向于认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系属国家和大众情感的糅合产物。而无论如何,欧洲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二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我看来,民族国家这种现代的政体和认同方式,正好与犹太人的漂泊生涯构成对照:前者依据地缘主权的规定来界定认同,而后者却是在迁居过程中生发出来的民族“寻根意识”;前者是与政治性密切相关,而后者却更典型地表现为一种厌恶政治的苦痛记忆。

国内偶有学者提到纪尔耐的作品,但这部大作尚未翻译出版。所幸的是,继霍布斯鲍姆的“四个时代”(即《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及《极端的年代》)中文版推出之后,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依稀看到他与纪尔耐之间的对话。应当指出,虽然观点不同,但是纪尔耐和霍布斯鲍姆都典范地从世界主流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夹缝之中、从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国家民族主义情景之外,挑战了长期支配西方政治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模式。在最后的结语中,霍布斯鲍姆说,“‘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再也不适合用来形容、更别提分析它们先前所富有的情感意义”。这句话有写像未来预测,但却隐约表达了漂泊的犹太民族对于我们反省民族-国家的历史所提供的那种“他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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