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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  

2008-09-30 21:59:33|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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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来的研究中,我一直对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社会理论加以关注。编校他的三部社会理论代表作(中文版于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对吉登斯的人生和看法确实有侧面了解,但这不构成我支持他的政治哲学的理由。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被统称为“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建立在这位社会学家二三十年来对于西方近现代社会哲学的解读上,它的理论雄心在于综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大社会思想脉络,尤其在于综合这三种思想脉络来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吉登斯在多年来的理论研究中从事了三项主要探索,即对社会理论进行回顾与综合,对欧洲国家与社会关系史的历史社会学解释进行修正,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性的实质与后果进行批评性的分析。吉登斯提出的论著,更多地具有系统综合特征,而较少具有原创性。他自称自己的理论与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相一致,而与福科有很大不同。若从解释模式观之,这一阵营的区分,首先意味着吉登斯与前两为社会理论家一样,更注重结构与人之间的中间形态,更注重所谓的“能动性”(agency),而反对像福科那样简单地以个人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制度、治理技术等等对于人的压抑。吉登斯与福科差异的形成,使他在看待社会制度时具有一种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又不无矛盾地区别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及布迪厄的实践认识论。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给人相当大的启发。先不谈他对于经典社会哲学的分析是否恰当,把我们的注意力暂时集中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这一历史社会学问题上,我们能看到,他的说法,也与华勒斯坦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构成了颇有意思的区别。在八十年代的作品,吉登斯已指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某些方面是无力的,特别是已指出,这个在七十年代中期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如此重大的“左派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忽视一个资本主义成长的重要过程,这就是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性支配奠定的基础。反对以简单的经济理论来构想世界史,鲜明地突出了吉登斯综合性社会理论的优点。在九十年代反思社会科学知识论危机的过程中,华勒斯坦本人转向了民族-国家的观点,从一个角度说明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理论的综合富有意义。另一方面,吉登斯反对将西方社会看成已进入“后现代时期”,而主张现代性依然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区域的主流制度和观念形态,同时认为,后现代的时代能否到来,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是什么?显然,吉登斯虽并非不具备反思能力,但他并不站在一个现代性的批判者的立场上来展开解释。因而,在他的现代性的解读中,吉登斯反复强调现代性本身即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反思性(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反思性赋予后现代思潮以“启蒙”的定位)。目的论的历史反思性这个概念,意味着现代性与任何社会结构化的过程一样,是一个社会秩序生成和人的生活轨迹能动地得到建构的合谋的后果,而非[某些]后现代主义和福科主义意义上的制度训诫、压抑、泯灭人性的后果。我想,吉登斯的如上探讨与其他理论家构成的差异,恰恰在于他强调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对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制度生活担当的同等分量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于1998年出版的《第三条道路》一书,我们或许能对吉登斯在书中提出的政治理论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吉登斯在书的开篇,就引用了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的话,这给吉登斯加上了一种“御用文人”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前段时间我在福建巧遇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戴维·塞尔班(DavidSelbourne),据说他的“责任”(duty)理论曾为英国工党采纳,由于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一时失去了对于政府的吸引力。这位可能过了时的教授说,吉登斯的理论无非是对两派政治理论的中间性综合,没有什么自己的立场,真正有立场的东西,是排除不了对自己的理论阵营加以定位的,而吉登斯没有做这样的定位。或许是出于塞尔班教授说的这个原因,在社会哲学、社会理论的名人词典上,吉登斯的辞条通常被列入“新左派”的边缘位置,介绍得十分简略,而因其是英国工党的“积极党员”,故很难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放在一起介绍。但是,我似乎感到,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吉登斯的政治哲学之提出,是近年来英国工党政策修正主义的一个理论后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一政治哲学是吉登斯理论创树的必然成就,我们毋宁需要看到,它是那个特殊的政策修正主义和吉登斯理论探求的综合后果。在西方民主制度当中,由选举决定的轮流执政制度,使不同的政党必须暗中采纳对手的政治路线,以期吸引更多的选民,右派对左派理论的暗中吸收,左派对右派的暗中吸收,都是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当然不排斥它们各自怀有改良国家的目的)。英国首相之所以给吉登斯青睐,是因为他为这一政党竞争提供了有意义的话语;而吉登斯之所以拼命地为工党政治哲学引进对立派的观点,虽或有个人风格的成分,却也含有“应和时代要求”的一面。

令人担忧的,当然不是《第三条道路》在英国政界的影响。在英国,社会理论界和政治哲学界对于吉登斯的批评早已存在,虽然布莱尔经常对吉登斯示以尊重,但是却大乏有不以为然者。在媒体和理论界广泛存在的对于这种政治论调的讥讽以至批判,使英国政策实施者在理论的意识形态效力方面遭到了极大的局限。然而,有一点是令人担忧的,倘若具有有限影响的理论,在一个以政策为理论的国家中被“宏扬”为“理论”,则其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建构中,我们向来是采纳在理论上已经成熟的政治说法来展开革命和建设的。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看,政治化的理论或理论化的政治给了我们一个世纪的“启蒙”,一个世纪的“启蒙”给了我们一个世纪的“运动”,一个世纪的“运动”又给了我们一个世纪的生活动荡。从政治家的角度看,这里的问题当然可能不大,因为任何圆满的(或各方面都能应付的)理论,都能为克服意识形态危机提供正当性赋予的手段,为“治疗”人们的生活动荡感提供“苦口良方”。不过,问题却还是存在。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成为论辩时,“第三条道路”的引进,或许扮演着为我们添加一些“调和的化学药剂”的角色。然而,那场针锋相对的论辩还没有完全政治化,参与辩论的学者还是怀有学术的心境在展开论述,而“第三条道路”却已经引起了“特殊论+普遍主义论者”的“关怀”了。也许,这是好事,因为在中国这个“复杂社会”中,可能所有带有鲜明的历史启蒙目的论的“主义”都不那么有效。尤其是到了世纪转折的关头,千年禧的期盼又为我们社会特殊的复杂性危机带来了新的普遍性希望,而“第三条道路”的借口正在为我们“开拓”新的“论述视野”。但是,当“第三条道路”成为“第三条道路主义”之时,或者当“特殊论+普遍主义论者”成为意识形态之时,我们可能还会出现另外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们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处在一个微妙的时刻。我们翻译出版理论,需带着批判和研究的眼光来看原著。可是,批判和研究的眼光常使我们将优秀的外文论著拒斥于“国学”之外。我们翻译出版理论,最好也带着吸收海外文化精华的眼光来看原著。可是,吸收海外文化精华的眼光,又可能使我们再度重复给了我们历史教训的“政治哲学拜物教运动”。“第三条道路”可能会在出版以后成为一句口号。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们把它当成一部著作来阅读。口号和著作不同——所有口号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而著作或许也隐含着口号,但却不同于口号,它是一种研究和探求的过程展示。吉登斯本人或许过于焦虑地想将自己的探求归纳为口号。但是,在这里,在评论他的口号化的著作之前,在人们阅读他的“第三条道路”之前,我们所能呼唤的,或许只能是——有违吉登斯本意地——将他的政治哲学化解为一部学术著作来解读,将这本小册子与他前期所做的更广泛的学术探讨联系起来。这样做需要的是类似于理论脉络梳理和学术观点考据的研究,看起来与他的“道路”有些出入,到对于中国学界十分重要,因为这种学术的梳理有利于消解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后果。

于是,我们还是有必要知道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到底指的是什么?简略地翻阅了该书的几个章节,感到他力图通过提出道路来解决的问题,是所谓“社会民主政治”的危机问题。在结论中,他说人们以为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社会民主政治(即所谓“偏左”的一派)在近年来取得了选举上的胜利。有评论者认为,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莱尔,其取得胜利的手段和维持地位的方式,都是通过传统的传媒形象的塑造来达到目的的,也就是说,在政策上新社会民主政治是空泛的。吉登斯为这些当权者解释说,其实不然,新社会民主政治是有内容的,而按照他自己的希望,这个内容的要素是通过民族-国家来维持公民权,并通过消解民族-国家的控制和促进全球化来建构稳定、平等、繁荣的世界局面。换言之,社会民主政治的新一代应当既注重运用民族-国家的认同手法,又以本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全球化”的要求,以“全球化”的手法来推动自身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一策略,自然延续了吉登斯对于世界体系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再度指出民族-国家和现代性为核心的政治,是制约社会民主长远目标的因素,但进入一个社会民主的时代,又不能像后现代论者那样全面抛弃这些因素。我不知道,对于政策制订者而言,这样一种观点能延伸到何种地步?但我想对于中国而言,吉登斯的“启示录”,依然应当是想道出这个理由:在一个以国家命运为命运的民族中,社会民主的命运是遥远的;尽管“全球化”对于西方社会民主而言提供的是超越的方式,但可以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提供的,却不一定是这样的东西,它能提供的或许又会被解释为文化复兴的本土主义正当性赋予手段——这与吉登斯基于欧洲现代性提出的理论正好构成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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