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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现状:学科之乱  

2008-09-30 22:00:59|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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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被研究者到研究研究者本身,似乎是近三十年来社会科学转向的总体特征。曾几何时,社会科学家以自知之明来表达自己的身分认同,他们深知不能像哲学家那样以“说大话”为业(赵汀阳语),于是安分守己地将自身纳入到社会科学内部的某一学科“棋局”中,充当一颗棋子,或者充其量攀升为这盘棋的“下法”(即所谓“范式”)的临时制订人。这样的社会科学家也曾十分荣耀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赞扬,他们的学科布局被誉为现代知识体系战胜传统大一统人文—政治伦理学帝国主义的果实。而今,社会科学家引以为荣的那些东西,却纷纷遭到了唾弃:曾经享尽赞誉的学科看门人——那些各学科的大师们,在死去不久就遭到以维持知识的公正性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叫骂;他们设计来保持学科纯洁性的那些概念、范式和方法,随之被掩埋于“历史的垃圾箱”之中。作为后果,社会科学家正在面临一种新的挑战:他们原来用来下棋的棋盘被端了,同时还有人不断要求他们要用围棋的棋盘来下象棋,用象棋的棋盘来下围棋,甚至不要用任何棋盘下棋。

行外人会用“乱”这个词来形容知识的现状。然而,企图乱中取胜的那些新一代的大师们却用“复杂”(complexity)这个概念来表述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那些古板的、整齐划一地组织起来的棋盘,如象棋的楚河和汉界,都是为了维护楚国和汉国的“民族-国家疆界”而设立的疆域。学科本来与规训是同一个概念——discipline,而它们确立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将知识者圈定在一个阻碍他们自由发挥想像力的空间中,在我们这个社会科学不怎么科学的社会中,早有大批还不了解学科之棋如何下的人跳了出来,说我们需要“通才教育”,也就是说,“我们现代化中的祖国”,需要的不是专通某一行当的专家,而是什么棋都会下(但不精通某种棋)的“万金油”。这两年来,随着“千禧年运动”的全球化,“我们现代化中的祖国”又设计出了与此雷同、但名词完全不同的目标——院系调整、打破学科僵局、实行学科大联合、走向社会现实,云云。

“摸着石头过河式”学科调整,恰好撞上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科学反思考提供的理论支持。福科们告诉我们,知识本来就是力量,或者至少本来就为力量所制约。所以,“本土化了”福科的我们可以放心地说,知识就是政治,知识就是经济,所有的学科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或者所有的权力都是知识,所有的市场都是知识,而知识也是人在这两种体系中获得地位和力量的“自我技术”(福科们常用的词汇)。华勒斯坦们告诉我们,学科是权力变化的特定长时段历史的特定产物,学科界线的划定原来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内部社会治理和西方中心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设定的;而成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就是将自己“规训”为国家与帝国主义的维护者,将自己“规训”为“规训”他人的“洗脑家”。教育家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这个口号在华勒斯坦们看来,典型地说明了学科的不正当,因为“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为可能”,而“社会”,对于华勒斯坦寻找的正当而言,是不公正的,是国家和帝国主义支配的事实。于是,寻求一种公正的社会理论,就是要“否思”(unthinking)学科,“开放”(opening)社会科学的学科之棋。

怎么办?一位革命导师在哲学上打破了资产阶级法权之后,曾经问了这个恰如其分的问题。学科的革命者揭露了学科的本来面目而在哲学上摧毁了学科之时,也同样使自己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福科们说,揭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就可能具有另一种力量。华勒斯坦们说,这还不够,社会科学学科必须面对社会现实的经验复杂性本身,必须面对人的普遍性和多元性的“两面人”实质,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解放。而我们现代化中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坚信整体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中医”才能治理学科疑难杂症。再用棋艺来形容现状的话,我们在试图打通一种棋的民族国家界限和另一种棋的帝国主义之时,需要的是一种不是棋的棋,不是学科的学科!对于下棋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用福科、华勒斯坦和“万金油国粹”的模式来反省自身及所运用的棋谱。然而,我们不也应该面对一种事实?——这些大师们本来就不下棋,他们本来就是哲学家,或照哲学家的话说,是以“说大话”为业的人,或者说,他们是在别人下棋的时候,说下棋没意思——如,“下棋不反映社会事实”——的旁观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旁观者之间还是有类别可分的。知道棋谱的局限性(如福科和华勒斯坦们)和不知道棋谱的局限性的旁观者(如“万金油”),在水平和破坏性方面往往有着很大不同。知道棋谱的局限性的人,对于下棋的人往往有很大帮助且也不急着要消灭棋艺;而不知道棋谱的局限性,甚至连怎样下棋都不知道的人,则往往因为害怕下棋的人太看不起不会下棋的人或太愉快,而希望早些消灭他们的游戏(为此他们也时常会利用知道棋谱局限的人的知识)。学科“否思者”的“社会事实”,大抵可以这样得到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科学家的客观化”(而这当然不能简单意味着研究者应继续充任学科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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