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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人文学网

在记忆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日志

 
 

潘年英书序  

2008-10-20 19:54: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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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年英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来自远方的黔东南侗乡,那个地方在西南山区,离我的家乡闽东南沿海相去数千里。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97年,那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文化人类学田野笔记丛书”,约我写一册。潘年英在那套丛书中也发表了《扶贫手记》一书。那本书我粗略地读过,觉得是本好书,它以朴实的文字,叙述了潘年英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从一个局部反映了我们今日面对的某一问题。

记不得是几年前,有次回乡,另一位友人邀我聚餐,也请潘年英去了。我们在饭桌边上短暂地见了一面,应付了对方几句。

三四年来,我回家次数多了,在泉州老家的一家书店里,我总能碰见他(他以前在泉州黎明大学教书,是最近才调到湖南科技大学的)。

我对潘年英有一个印象。潘年英穿戴很随便,脚下踩的总是一双绿色军鞋。那种鞋爬山特别管用,但在闽南沿海都市,穿在街上走,一下就让人觉得是个山里来的。发达地区的身份认同,大抵是以不穿过了时的军鞋为象征的。而潘年英绝对不管这些,他不仅“不以物卑”,而且反倒以此为荣,多次宣扬说他的鞋子比我的皮鞋好用。聊天时潘年英过分得很,总是讥讽泉州人粗俗。而当你问他为什么可以说我的家乡人(包括我)粗俗,他总是会引用西南少数民族的例子说:在汉人儒家文明如此发达的“海滨邹鲁”泉州,人们吃饭嚼得很大声,在其他人面前走过,从来不懂得说个“借光”,而且这里的人,老是爱在背后说别人的不是;而西南少数民族则不同,他们吃饭彬彬有礼,绝对不喳嘴,在火塘前面,若是要离开,总是懂得跟他人说“我要走过去”,他们更不在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等等等等……泉州有位显然是不喜欢潘年英的朋友问我说,“嘿,你说,像潘年英这样的疯子,在贵州山沟里是不是很普遍啊?他们西南来的山猴子,好象都是那么疯,毫不讲道理!”是啊,以“教化”为荣的泉州,怎么能不对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反感呢?说真的,我私下也不是不曾对他有看法。潘年英老说侗乡好,我猜疑这要不是因为他那时正离乡背井,就是因为他在泉州过得不顺。不过我不爱在这方面与人辩论,采取姑且听之的态度。这样一来,他的“土著文明说”就接近在我的耳朵里的皮肤上磨出老茧来了。

我是一位生长在自诩“海滨邹鲁”泉州的人,我的年轻只比潘年英大一点点。我自20多年前也开始研究家乡,我发表的一些文字,大多也与家乡人类学有关。我们的人类学应该说同类。可是,就是在研究同一类型的现象时,我一度感到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他来说,故乡(贵州)的一切也是都能用来鞭笞他乡(如泉州)的一切。而我曾在一本书写道,人类学者需要“离我远去”,从一只“异己”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的确为我思索家乡文化提供了参考。但是,人类学者的这一文化上的“虚心”,在潘年英那里似乎并不存在的。

我眼中的人类学,需要在介于故土与他乡之间的那个空间寻找自己的定位,从他者的眼光来观察本土社会,为的恰是要寻找那个空间;反过来,从本土社会的眼光,来实验一种关注他者的人类学,为的也是达到同一目标。我曾怀疑顽固不化的潘年英,对大多数人类学者的这一追求不求甚解(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反对他的本土人类学,或者反对任何其他本土的学术观念)。

可是,也是在对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保持警惕的这几年,我自己的观点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部分地与他的西南有莫大关系。

这些年,我结交了几位包括潘年英在内的西南朋友,有了机会走访那片让当今中国游客向往的土地。我对西南的粗略印象是,它乡野很美,而城市因为一日日地变得与东部城市接近,因为与东部城市一样规划太粗糙(粗暴)或谈不上规划,而丧失了对我们的眼睛的吸引力。我去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的寨子,接触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的人,得到的粗略印象,也与西南的城乡之别相似。一般来说,去过城里打工的人,眼界大开。但与他们谈天,总有让我不舒服的感觉。他(她)们总能将自己关心的金钱问题表露得淋漓尽致。而那些长期没有外出的寨民,也许是因远里城市的喧嚣,金钱观念都也淡漠一些。至少在言说这方面问题时,他们会委婉一些。我这些印象肯定是有问题的。然而,我还想说我对西南由于另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似乎能与潘年英曾经跟我说的“土著文明说”相互印证。的确,寨子里的少数民族,是要比我们泉州人礼貌一些。他们吃饭不喳嘴,他们喝酒以前总能唱出优美的酒歌,而不像用猜拳方式把都市的酒家闹成噪音的集装箱的泉州人,他们从你面前走过,要不是问候,就是说“我要过去了”……他们居住的房屋,不像我们城里寸土寸金,却更不像城里的房子那么假。我们不幸地因现代化而需要被水泥包围,而他们因没有现代化而仍然拥有用天然的石块和木材建造起来的居所。我跟一位寨民说,“啊,你的房子要是在北京,那得亿万富翁或部长才有啊!”他说,“那就送给你吧,来,喝酒!……天上星星闪闪亮,远方的客人来山寨。水源和水尾的人会聚在一起,我们今天欢歌在一堂……”

何以解释在历史如此悠久而制度如此精致的礼仪文明熏陶下的汉人在当今少数民族“土著”面前的尴尬?在思索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时,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能理解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

潘年英对泉州的反感,能被赋予一种深重的历史性。在泉州开元寺的大门,雕刻着朱熹创作的一副对联,对联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到底我们的祖宗是不是真的那么像“圣人”?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说古代泉州是佛国,因而城里的人都是圣人,可能恰好是因为在朱熹的时代里,泉州由于商业过度发达,而变得“今不如惜”,引起朱熹的怀古幽思。无论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泉州,还是对于更早一段时期这座古城的教化史,潘年英都可能是反感的。原因可能很多,而主要的是他的眼光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土著”,这些土著自古以来在与华夏的接触当中,是长期作为教化和商业化的对象存在的。对于他的这一“边缘文化“态度,我有所保留,但他的言论里表达出的另一层意思,则与我对时代的看法相对接近。

我们中国人,20世纪过得度日如年,那个一百年让人感觉像我们的古老文明史一样地漫长。这一百年将我们自身与几千年文明史区分开来,使二者成为相互的敌人。在这一百年中,我们的追求都是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人。而也许是由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错误地翻译外国的观念,因此,这一百年中,我们理解的现代化也与原来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同。用句通俗的话说,我们理解的“现代化”,不像现代化理论的缔造者西方社会理论家那样将现代化进程理解为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总是追求在现代化中使我们自己变成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特别是使我们成与曾经侮辱过我们的西方人一样。说起来,中国知识分子“讹化”(错误地翻译)的“现代化”,应该算是一种“他者化”。东部城里的汉人因要使自己“现代化”,而不惜代价,将自己的房屋和人生彻底“革命”。这些年,西部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运动,而那里的“现代化”也可能已被“讹化”为“东部化”。我们国家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现代化”既然已是“他者化”,那么,便很难不以舍弃自己的历史为手段。

直到大约10年前“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舶来观念流行起来之前,我们总是以旧事物的毁坏程度来衡量现代化的程度的,而即使这些年“世界文化遗产”的观念普及了,它也出现过不少为了保护文化而毁坏文化的事例。

也许礼仪之邦的文明,本来就不如潘年英笔下的“土著文明”那么文明。然而,礼仪之邦礼仪之式微,与一百年来我们那一为了变成他者而舍弃自己的文化的做法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潘年英痛恨“海滨邹鲁”、热爱山区“蛮界”的态度,绝对不是通过阅读理论能想出来的,而从他的著述中,我们也很难读到对于现代化问题的抽象思考。他的论述来自于他所热爱的乡野;在那里,他通过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双脚,直接地感知了理论家对于过去的漫长世纪的反思。对于我的故乡泉州的鞭笞,也许是一时不满情绪的表露,也许是为了助兴所说的戏言,但其中隐含着这一来自体会的反思,而这一反思的主要信息是:现代化不应意味着变得不像自己。

 

*           *           *

 

两三年来,我与潘年英的交往多起来了。去年夏天,我还带着老婆孩子到他的黔东南过假日,初步感知了他要表达的那个观点的依据。

贵州有文献记载的原住民是西南夷,其中最大的“夜郎国”,因自视为“大国”,而曾被自大的汉人看成是“妄自尊大”的一族。在明初30万屯兵进入以前,贵州已经历了秦汉、三国(蜀)、中唐、南宋的开发。但在大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贵州一直是氐羌、百濮、苗瑶等族系迁徙过程中的最后落脚点之一。贵州山多地少,对于习惯于平地农耕的汉人来说,不是好环境,而对于那些在汉人的“追逐”下寻找家园的边缘族群来说,却是最好不过的归宿。边缘族群在此地创造着各自的生活,他们与当地生态长期相适应,造就了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

西南拥有文化生态多样性传统的省区不为少数。不过,这些年来,西部进入“大开发时代”,“大开发”给当地民众带了了福利,也提出了文化生态多样性如何在开发中得到妥善保护的问题。贵州属于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落后小省”,因而这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破坏程度相对较抵,它的喀斯特地貌、山地、森林、梯田、古老村镇、民居、民族音乐、节庆等等,形成了自然与文化的交响,与“大开发”形成了某种值得关注的反差。20年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发达地区的城市大改造,全国各地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以拆除旧房屋、摧毁旧村庄、破坏旧街道为“发展”为己任。在搬演“发展的戏剧”过程中,许多地方付出了不可低估的文化生态代价。比如,乡镇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大城市的开发,以旧建筑和旧街道为牺牲品。在一些相对后发于沿海的西南省区,“发展的戏剧”在愈演愈烈中,使具有丰富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内涵的传统牺牲在旅游人群的脚步下。与发达省区相比,贵州的“国民生产总值”惨不忍睹。因而,这些年从事贵州研究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不免将注意力集中在“扶贫”问题上。他们的记述给我们一个印象,在这个印象中,我们看到的贵州矛盾地成为发展主义者的天堂。在一些发展主义者看来,从“国民生产总值”衡量,贵州是“低度发展”的,因而也最后“发展的潜力”。“以发展为一切”的观点,总是将“我们”的现在当成“他们”的未来,中间暗含的目的论,是一种现代文化的自负。

一个到过东南沿海打工,被老板无端而“合法”地扣去工资的苗族青年回到他的家园,对着森林和梯田感叹说:这才是他的家园……种种经验使潘年英相信,黔东南是“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

有关“土著文明”,潘年英仍然在书写。但“开发”这个概念,伴随着过去20多年最主要的关键字“拆”,已进入了这快“不发达”的地区。当越来越多的游客去到优美的山寨,山寨四处仍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朴实的人居,在骤然成为“名胜”的同时,也开始嵌入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身份……

潘年英正是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场景下书写,而他的书写若有什么意义,那意义也只能是兴发于这同一个场景的矛盾本身。

 

 

 

 

王铭铭

2005年1月17日

于北京昌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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