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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人文学网

在记忆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日志

 
 

故乡在他处  

2009-10-31 19:09: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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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显露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那段光阴,既与西方近代世界活动紧密相关,又与其国族进程难以分割。那一百年间,人类学各学派在互动中形成了某种一致的传统。由彼及此,“他者为上”,由远而近,从他者反观自身,是其特征。人类学家向来可谓有“从土著观念出发”的气质,他们在“落后文化”面前的谦逊心,他们对于文明史的衍生物“新鲜事物拜物教”的批判,对于“历史的垃圾”的珍惜,都富有洞见,深含善意。然而,他们的洞见与善意,却常被那些令人神伤的知识困惑所抵消——如何把表现其研究姿态的气质贯穿于叙述之中?如何才能真切地尊重“被认识者”的历史与思想?在反思“当地知识”概念中,我表明,要在研究中贯穿洞见和善意,便要看到“被认识者”的历史与思想的异曲同工之妙,就须更深刻领悟“当地知识”在哲学与经验方面的价值,将观念、心态、经验、认识等放在自身的历史思索中,开拓一种内在于混合的历史与博大的“地方性”世界思想的视野。这一看法,针对的是人类学的那个不易克服的缺憾:在比较“彼此”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因深受将“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二分的“方法论伪客观主义”的制约,而在其迈向文化理解的进程中,举步维艰。

反思人类学的“当地知识”及“无历史性”,为的是引申出一种对于跨文化认识困境及其自我解脱方式的看法。看法表露心态;如同所有的心态,我的心态产生于具体的经验中。

我曾用一种对于人类学家习惯采取的“异乡研究”而言不正统的方式——“家乡研究”,试着铺陈一些问题,探索一些新的可能,陈述一些新的认识[1]专注于家乡的研究,是否是专注于异邦的人类学的某种“出路”?

对于那些坚守人类学阵地的人而言,说故乡,等同于说非人类学或反人类学的事儿。回归于故乡,与从故乡渐行渐远的行程(通常被认定为人类学旅行),意义恰好相反。在人们的印象中,故乡与人类学家惯常研究的“异乡”之不同,可罗列如下:

 

回乡                            探险

————————————————————————————

回到熟悉之地                    去陌生之地

团圆                            分离

舒适                            饥饿

陷入人情圈子                    孤独

从高处(学院)到低处(田野)    从高处(学院)到低处(田野)

研究文化上的自我                研究文化上的他者

去熟悉化(化熟为生)            去陌生化(化生为熟)

 

回乡,回到熟悉之地,是温情的团圆,其与探险的相通之处,似只有回乡者自恃的或被亲友暂时塑造出来的地位之高。除此之外,回乡都与探险人类学无关。探险,去陌生之地,导致的分离、身体不适、孤独,都已被人类学家当作是成为“田野英雄”的步骤。在远方,人类学家寻找借以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清晰认识的其他模式,这已被当作是人类学之为人类学的理由。

若说以上符合人类学的“真相”,那么,回归于家乡的人类学,不恰可能是既有人类学传统的颠覆吗?其实,我们面对一个复杂选择。在列出以上回乡与探险的对照表并加之以认识论的设问时,我不禁觉得心虚。仔细思索,我发现,故乡与异乡意义是如此相对,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回乡看作是一种接近“探险”的出行——假如故乡不是在他处,那么,回乡又有何必要?“回乡”这个概念又有何存在理由?

 

故乡在他处

 

人类学的论述,多数来自于对异乡意义世界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故乡”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思索人类学的“彼此”与“远近”观念,同样也会有启发。

故乡是什么?请允许我从自己些许复杂感受说起。

人进入这个世界时,便要在地球的某一落脚地留下印记,让自己有个出生地。人们常把出生地等同于故乡;其实不然。“故乡”这个词,更通常指祖辈生长、繁衍和养育我们的地方。说我们来自故乡,不是说我们是凭空从故乡冒出来的。人有父母,父母又有父母,以此类推,可以推算到家族的久远年代。问题是,“故乡”这个词,却又缺乏以时间倒逆线索径直前推的意思。事实上,祖先又多是从比故乡更早的故乡(异乡)迁移到所谓“故乡”的。怎样从历史时间的意义上,给“故乡”这个概念一个明确的定义?多少代以前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后代可以认这个地方为故乡?“故乡”概念的这一“历史事实”问题,常与涉及乡情的“心理事实”之间发生矛盾。如“异乡”,“故乡”几乎不可能从理论上赋予清晰定义。这个特殊的吊诡,正是我的出发点。

故乡的含义,时常来自异乡,如同自我的含义,时常来自他者。

我大学临毕业那天,目睹一幕相关的“展演”。班里一位同学写了一首“歪诗”,诗里说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从月亮上掉到了地球上来了。后来成为诗人的那位同学,这短短一句话,给了我一种轻飘飘地从天而降的意境;他所说的,似乎是对人们通常想象的故乡感的反叛,他将其所由来之地说成月球——一个完全与我们无关的星球,如此“虚化”,故乡便销声匿迹了。对诗,我只有赞叹的本事。在我的理解中,同学的那首“歪诗”,运用的技巧,是将人的来历归结为一个极端的他乡——月亮。这种生活的“歪化”,使人具有诗的意境——轻飘飘自月亮降落于地球,从一个玄妙的角度,展现出人的来历不可言明的本质。

作为常人,我实在无法像诗人那样思考,无法进入如此万般遐想,以至于能将“脚踏实地”的故乡,与可能本质上是“轻飘飘”的人的由来完全割裂开来。我脑海中时常出现的想象,总将自己的生活与故土的情状相联系。然而,作为常人,也不可能丧失常人的“诗性”;我也能如常人那样感到,人之所以有故乡感,往往是因为他身在异乡;我们之所以会思考月亮与自己的关系,恰是因为我们站在地面上,两眼向上,看到的是一种高尚的异己。

故乡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有数千公里之遥,势必是因为我的离开而成为故乡的。我的小家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它是“祖国的心脏”。故乡的名字叫“泉州”,是位于东南沿海的一座不大的古城。它的得名,传说与城市北边的清源山上流下的清泉有关。故乡远在天边,远古时代那儿是海边的原野,在它的地面上原始人“鼓腹而游”。后来,故乡开始脱离原野状态。从这个地方的西北向东南有条河流,名字叫做“晋江”,传说是因东晋南下士族聚居其两岸而得名。顺这条江往上游走,有一座小镇,现在叫“丰州”,过去曾是泉州的治所。到了唐代,治所从那里往东南迁移,奠基在现在泉州这个地方。这么说来,即使就从唐城建城之年算起,即使不把此前这个地区早已出现的各种“原始人”考虑在内,到现在,故乡作为城市大致也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我这个姓王的,若硬要思索自己与故乡的关联,设身处地地企图成为故乡这个意境的一部分,那一定得说自己的家族谱系。从谱系上说(这不一定是从血缘上说),我应属王氏家族的后代。遗憾的是,我虽在闽南从事过家族调查,但却没有涉及过王家的历史。因而,直到现在,我也只知道老一辈的模糊说法,他们说,我们这一家族的祖宗,曾借北方战乱之机而南下,在东南沿海拓殖。我们姓王的一族,据说是唐末趁乱入闽称王的河南人的。祖先传说是否属实?家族的后代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没有保持人类学家常常想象的“血缘纯洁性”?说自己的祖宗曾是有名的英雄,是否能避免自我吹嘘?触及了故乡的故事,就会导致这些社会科学家习惯质问的尖锐问题;先不说问题,就说一点,那就是,我自己的“家族史”,正好与故乡感形成的矛盾:假如我的故乡真是泉州,那么,我又如何解释我的祖先来自北方这个“历史事实”?对我而言,比较保险的说法是,如同任何一个人,我的出生与某种特定的历史相关,但人的出生,却首先是具体现实,而非远古传说。为了使自己摆脱尴尬,我还可以引用童年回忆,充为搪塞之辞。

1962年3月某一天,我降生于故乡,落到母亲的怀抱,而没有像诗人形容的那样,从月球降落于地球。我眼睛能够看见这个世界时,最早看到的应当是亲人。我还可以说:我刚开始记得事情时,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我上幼儿园。没几天后,阿姨突然分发一些写着“打倒叛徒”、“打倒工贼”等字样的小三角旗,领我们上街游行。领队不是老师,而是一位已10岁但仍在上幼儿园的、身体硕大的智障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没有机会继续上幼儿园,而一直在家里由外婆领着。记得到上大学之前,学习的意义还是多元的。在那个不需多解释的年代里,文字有时是一切,以大字报的方式成为城市景观最耀眼的“亮点”;文字有时是狗屎,被贬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族的特有标志。读书不是必要的。这固然是灾难,但也使我与35年后才出生的儿子不同——我那时有许多不需要读书而专门玩耍的机会。

一个人在某个时代降生于某地,在某地生长并获得一些认识,时间与地点的确定性,是故乡感形成的前提。然而,具体而确定的故乡,却总是充满着遥远感。

人们常将故乡等同于一个地方,但却又可能是因故乡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如此重要,而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使我们说它是个“地方”时,总觉得“不够”。例如,去泉州的人类学家,一定会将“地方”形容为一个民族志的干净类型,一个“当地知识”的世界,但对我而言,这却全然“不够”。为什么?故乡的腹地不大;可对有童心者而言,它却可能是一个博大的世界。例如,泉州的海拔不高的山,它的流水不湍的水,它的窄小街道,它的神秘小巷,它的形形色色的房屋……所有一切,对儿时的我都是那么宏大。故乡在一个年代里的遭际,也能以具体的物化形式,写在我的脚下:上小学时,我是打着赤脚去的,脚下踩着的是坑坑洼洼的街道,泥泞有时夹杂着古代留下来的牌坊碎片。在一个童心未泯的时代,故乡的历史整个地被踩踏着,经受着它自身给自身的考验。而一切对我也都是惟一的,至少我没有因为踏着的是故乡的历史而觉得这个惟一的世界有什么异常。而这远近、大小合一的混杂感觉,在人类学描述中找不到它的位子。

如巴思指出的,人类学解释的基本方式分三类。其一,老是研究一个地方,并赋予这个地方的“零星事物”一种连贯的、有序的体系解释;其二,创造一系列功能或逻辑的模式,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同一地区的不同共同体之差异放在其中考察,使之成为类型区分;其三,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营造一个单一的模式,将观察到的所有不同现象当作是这个模式的表现、反逆表现、转型等等[2]。假如此前的人类学家都对,那么,我对于故乡这个地方的感受便错了。我意象中的故乡这个地方,有众多“零星事物”,但它们难以由一个连贯的、有序的体系来解释,它也难说是一个大的地区内的类型,更很难说这个地方的文化之下有什么可循的“结构转型”规律。混杂、以一兼多、变动不拘,才是它的“特征”。

对于解释故乡的情状,比现存的人类学解释方式更贴切的,似属文学。举一个例子说,文豪郁达夫曾到过泉州,留下《咏泉州》诗一首:

 

野分牛女领泉州,

紫帽蓝溪景最幽。

南渡衣冠留晋俗,

四门诗赋壮唐猷。

里中志记曾明仲,

桥上人歌蔡状元。

读到温陵稽古史,

满怀羁思涕横流。[3]

 

诗里说到的故乡的历史地理和人物,且说,触及这些时,诗人“满怀羁思涕横流”。为什么?是否因为故乡使这位他乡访客感动?必然是;不过,稍加思考,我又觉得似非如此。任何故乡,都是为了离去而设的。郁达夫之所以“满怀羁思涕横流”,与内在于内心的故乡感的离去感密切相关。作为一个人(我)的故乡的地方,可以是另一个人(郁达夫)的他乡,路经他乡,人常能想起故乡,在两相碰撞中,超越了双方,产生感悟,并为之“满怀羁思”。不能随便猜测一个文学家书写时的感受,但能从中领悟到,文学这种将描述者与被描述的文化密切相联的叙事方法,既高度概括了被描述的世界中那些微妙难解的因素——包括其星野、山川、历史、文化、人物,又以浓烈的笔调呈现出描述者自身感受的复杂——郁达夫的异乡愁,这些构成了人类学难以抵达的境界——兴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不少人类学家在设想故乡与异乡、自我与他者时,极力模仿诗人,企图贴近他们的境界。不少人类学家的出行,像是出于不得已。

 



[1] 1990年,未及“而立”的我,在完成“西学”训练之后,迈向回乡之路,去做一项不同于西方人类学“常态”的研究,见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 Frederik Barth, Cosmologies in the Ma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6.

[3] 见《泉州市地名录》,271页,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地名办公室,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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